1936年宋庆龄和鲁迅因何事写抗议信谴责希特勒

　　2003年最重大的国际事件，无疑是伊拉克战争。由于开战未经联合国授权，作为开战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迟迟没有找到，于是，与十多年前同样是针对萨达姆政权的海湾战争相比，这次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美国受到了更多人士的更严厉的攻击：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违反程序、利益驱动、丛林法则、以强凌弱，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同样是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别是，在西方，即便是最激烈地发表反战言论的人士，同时也无不憎恶、谴责萨达姆的独裁统治，而我们的某些人却一味地谴责美国的不义和霸道，对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则始终讳莫如深，甚至同情之，赞赏之，在宣传上曲意迎合之。

　　这种耐人寻味的反战态度的最生动也最富于讽刺意味的表现，就是战争开始后，我们的某些政治评论家与军事评论家每天的“出镜”。他们在荧屏前不厌其详地预测着美国人将如何如何失败，煞费苦心地在战争的每一个动态中寻找美国人将要倒霉的迹象。对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每一次明显的打肿脸充胖子、欺骗世人的谎言(那位新闻部长的睁眼说胡话已经成为传世笑柄，可以进入新闻史了)，他们都煞有介事地提供论证、吹捧有加，而战争的进展一个比一个响亮地打着我们那些军事评论家和政治评论家的嘴巴子。暴君恶棍萨达姆甚至被某些媒体吹捧成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英雄。

　　当然不仅在电视上，在网上、在印刷品中、在街头、在出租车里……都有人在表明着同样的态度，宣泄着同样的情绪。在网上，竟有一些人重新卖弄血腥的“文革”货色，鼓噪对美国人的“阶级斗争”，甚至有人丧心病狂地鼓吹恐怖主义，煽动对美国人使用“正义的恐怖”。在印刷品中，则有人出书叫作《新美利坚帝国》，与《中国可以说不》遥相呼应……“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眼瞅着又要响彻云霄了。

　　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是这样，对此前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与十多年前的海湾战争，他们的态度也是这样。推翻野蛮残暴的塔利班政权，摧毁恐怖主义最嚣张的活动基地，驱逐穷兵黩武、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者伊拉克独裁政权，解放科威特，这样一些伸张国际道义、维护人类行为基本准则的正义之战，都被他们指责为“美帝”的霸权主义。今次伊拉克战争未经联合国授权，自然就更为他们提供了口诛笔伐的理由。

　　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在中美两国正通过日益紧密的、多样化的、大规模的政经合作，使两国人民都在不断受益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国人的无明业火，究竟发自何处呢?

　　最有力的理由之一似乎是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人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几位中国记者不幸牺牲。不幸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大学生们愤怒已极，上街游行，围攻美国驻华大使馆;而9·11的劫机犯凶残裹胁飞机上的无辜平民，其中也有几位探望自己儿女的中国同胞遇难，却不见有哪位大学生出来愤怒愤怒。

　　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或态度呢?

　　从历史到现实，原因似乎相当复杂。本文只想指出，这实际上涉及到几个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如何对待、处理这几个世界性问题，关乎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关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故不能不在此一辩。

　　问题一、应该怎样理解恐怖主义的性质

　　曲解恐怖主义性质、粉饰恐怖主义行径的惯常说法是：恐怖主义打击美帝国主义，反抗其霸权主义，动摇其价值观，因此动机崇高，目的伟大;经常援引的理论依据是所谓“历史工具论”，即人不过是实现历史目的的工具，为了历史的、集体的、革命的需要，个人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应随时地、五条件地贡献出来。除了这种完全无视人的主体性尊严与权利的理论之外，他们还通过歪曲阶级斗争学说混淆视听，将恐怖主义的概念扩大化、模糊化，将恐怖主义的性质相对化、道义化，说什么对于剥削阶级来说，被剥削阶级的革命就是恐怖主义，对于殖民者来说，民族解放运动就是恐怖主义……

　　这里姑且不谈在联合国人权宪章获得普世认同、“保障人权”已经郑重列入我们的宪法的今天，所谓“历史工具论”是如何的荒谬和反动，也姑且不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阶级斗争学说已经如何地不合时宜，不可滥用，即便退一万步，我们就拿这两种理论学说做标准来衡量，与今天肆虐于世的恐怖主义也根本不搭界呀!人们都清楚，恐怖主义分子所制造的每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或惯用手法，那就是蓄意以被愚弄者、被煽动者的人体为袭击工具，为炮灰，专门选择公共场所的无辜平民甚至自己的同胞为杀戮目标。他们将这些无辜平民作为“历史工具”所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革命目的”呢?是塔利班、萨达姆的无法无天吗?那一个个被人体炸弹残害的无辜的平民百姓，是什么样的剥削阶级呢?本拉登、奥马尔、萨达姆、阿布撒耶夫首领那些魔头，是什么样的被剥削阶级呢?所谓“历史”、“集体”、“正义”在塔利班那里、在基地组织那里、在一切恐怖主义分子那里，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是一对男女孩童仅仅因为在商店里说说话就被活埋吗?是一位年仅六岁的女孩仅仅因为在公共场所带了一册课本就被残酷地施以鞭刑吗?是妇女们完全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仅仅因为看看电视、听听音乐、用点化妆品，就被扔进坑里用石头活活砸死吗?是在自己的国家内对自己的同胞实施整个整个村庄的大屠杀，并剥去被杀害百姓的头皮吗?是炸毁举世闻名的无上文化瑰宝巴米扬大佛，将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化为满目创痍，酿成世界最大的难民潮吗?是用国家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毒贩毒集团吗?

　　是的，这就是那些恐怖主义分子的活生生的“历史”、“集体”、“正义”，所谓“历史”、“集体”、“正义”不过就是他们的祸国殃民的私欲、极端疯狂的兽性、阴暗残暴的变态、不可理喻的偏执，乃至穷凶极恶的滥杀无辜，制造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暴行。

　　问题二、应该怎样面对独裁暴政

　　如前所述，舆论垢议今次伊拉克战争，经常援引两个理由：未经联合国授权;战时与战后迟迟找不到作为开战理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的，未经联合国授权可能存在着程序合法性问题，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能存在着情报可靠性问题。但我以为，人类最高的正义、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政治文明的最高标准，就是伸张自由民主，反对独裁暴政。这个公理明确地载诸联合国的一系列人权公约，并已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郑重认同与承诺。而萨达姆的独裁暴政，就正是对这个公理的公然挑衅与粗暴践踏。

　　独裁暴政是古代社会的可怕政治遗产，但就是在古代社会，已经有秉持良知的知识分子抨击之，已经有不甘忍受的民众反抗之。例如在中国的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孟子就阐释了独裁暴君人人得而诛之的思想：“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

　　独裁暴政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罪恶，最大危害，它使人类文明蒙羞，使国家政治窳败，使社会充满恐怖，使民生陷于赤贫。最令人憎恶的是，独裁暴君在茶毒天下之百姓，以供其一人之淫乐的同时，使自己的意志成为国家意志，剥夺了普通民众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和权利。萨达姆政权可以说是集中了独裁暴政的全部罪恶。国际社会永远不应忘记，由于萨达姆穷兵黩武、胡作非为的外交政策，使伊拉克遭到联合国制裁。正当伊拉克人民、伊拉克的妇女和儿童因此而缺吃少穿，缺医少药，挣扎在贫困线、死亡线上的时候(联合国为此而对伊拉克实施了人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萨达姆非但没有丝毫的愧疚检省之心，而且仍然无耻地搜刮伊拉克民众的活命钱，一边为自己修建一座又一座极尽奢华的总统行宫(他的儿子仅豪华轿车就拥有两千多辆)，一边又在慷国家之慨，赠送给每一个恐怖主义“人体炸弹”的家属5万美元。仅据萨达姆被擒后的自供，他巧取豪夺的伊拉克财富就达四百亿美元。伊拉克民众在萨达姆的眼里，不过是草芥，是牛马，就连所谓有地位的高官，在萨达姆眼里，也不过是可以生杀予夺的奴隶。他的卫生部长因为请他顺应民意辞职而惹恼了这个暴君，那位部长的妻子苦苦哀求萨达姆将丈夫还给他。萨达姆答应了她，但还给她的却是丈夫的被切成碎块的尸体……那些伸张“国际正义”，大骂美国人霸道的人，为什么偏偏对萨达姆的罄竹难书的暴政装聋作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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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达姆独裁政权乃至早已覆灭的塔利班独裁政权的外交是其内政的延伸。以国家力量公然包庇、纵容、怂恿、煽动恐怖主义的，正是这两个独裁政权之所为。它们给邻国和世界造成的危害和它们给国内民众造成的危害是成正比的。

　　不错，今次伊拉克战争，美英未经联合国授权，确乎有违国际法程序。但伊拉克万人坑中的冤魂和被化学武器毒死的数万库尔德人已经不可能讨论什么程序了，在暴政下呻吟、战栗的伊拉克平民则希望尽快得到解救。从另一个角度看，萨达姆家族把持的无赖政权，又何尝顾及任何起码的国际秩序，又何尝有程序可言，它入侵伊朗、入侵科威特时讲过什么程序吗，当然，我决不是否定在国际关系中、在法治社会中程序合法性的极端重要，但对萨达姆这样毫无信义可言的独裁暴君，就是需要个案处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讲“权”、讲“变”，今次伊战，正此之谓也。

　　总之，不能对萨达姆这样的专制魔王、国际祸害搞绥靖主义的和平。如果当年海湾战争开战前对这样的无赖讲和平，今天科威特肯定仍陷于他的魔爪之下。你要和平，萨达姆却决不和你讲和平。就像当年张伯伦要和平，希特勒却决不和他讲和平一样。(伊战的积极作用最近又从另一个角度呈示出来，这就是利比亚与西方的和解：先是同意赔偿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后又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卡扎菲的和解姿态与伊战的震慑不无关系。)

　　谴责美英对伊拉克开战的另一个流行的理由是，美英对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打击，对这个独裁政权所推行的国内暴政的摧毁，是粗暴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内政，内政，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但我们要问的是，当中非那个吃人皇帝正在大嚼煮熟了的人腿时，文明世界能以他吃的是中非儿童的腿，因此是“内政”而无动于衷吗?同样道理，当萨达姆制造一个个屠戮平民的万人坑时，当他对国内的库尔德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时候，文明世界能以他任意屠杀的是国内的平民，因此是“内政”而毫无反应吗?君不见，“冷漠一条街”曾让我们齿冷吗?我们生活的二十一世纪，同样不能是一个冷漠的世界。

　　1936年，鲁迅、宋庆龄等中国的著名民主人士联名给希特勒写抗议信，谴责他以法西斯手段镇压德国的知识分子。我们非但不能由此指责鲁迅、宋庆龄是在干涉德国的内政，反而要为他们的仗义执言而喝彩，为他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勇气和良知而自豪。

　　在抨击美英干涉伊拉克内政时，我们的某些人士开口就是“不管独裁还是民主”。错了，独裁还是民主断然不能不管：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代表了两个时代、代表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对残暴的独裁政权没有起码的义愤，不仅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也丧失了人的良知。不能以任何借口捍卫独裁政权，不能以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站在独裁者一边。这就是进.–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面对独裁暴政应有的态度。

　　问题三、怎样评价美国的世界行为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作为交纳联合国会费22%(中国是2%)的头号的军事强国和经济富国，美国发挥着它的作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利

　　益，因此世界各地事务它都不同程度地插手，许多人又都在讽刺美国想当“世界警察”。在国内，和美国的建交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几十年来，两个国家既有严重摩擦，又有紧密合作，关系呈波浪型发展，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的交流，却已经成为主流。当然，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对此颇不以为然。我则以为，对美国的世界行为的评价，应注意三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国家制度

　　一些人谈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以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为代表的独裁国家，经常认为前者是霸道的压迫者，后者是争取民族权益的被压迫者。这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基本评价问题。

　　谁是被压迫人民?是呻吟于专制暴政下的民众，还是民主制度中拥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公民?目前的伊拉克，在美军占领状态下，伊拉克人可以在街上举行反美示威，萨达姆统治下举行反萨游行试试? 你说布什霸道，但多数美国人民如果认为他霸道或者不满意他的霸道，就可以有效中止他的霸道。但萨达姆呢，已经天怒人怨了，还要拥有100%的支持率。

　　可以顺便指出，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确乎对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影响。经历了多次震荡、冲突、危机甚至战争的西方社会，在民主制度范导下的自我批判与改革更新中，在不断地克服一个个困难，解决一个个问题，至今仍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潮流。谈论美国的世界行为，不应以任何借口否定其国家制度较之伊拉克这样的独裁政权的进步性、合理性。

　　其二、国家关系

　　谈到美国世界行为涉及到的国家关系层面，首先应注意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各种各样的“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新左派”、反全球化人士在谈到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国家关系时，都在大声疾呼反对西方对东方的剥夺，将东方的落后与贫困归之于西方的剥夺，将西方的先进与强盛归之于对东方的剥夺，而美国自然成了这些人士攻击的首要目标。美国的世界行为被他们称为全球化的掠夺行为。

　　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就是在高科技的引领下，在跨国公司的促动下，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作为高科技的领头羊，集中了全世界多数跨国公司的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当然占尽了优势。但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不简单地都是所谓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据权威统计，发展中国家亦在全球化中受益非浅，仅上世纪末贸易额就增长了30%。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化机遇发展自己的成功范例。

　　全球化是双刃剑，它既提供机遇，又带来挑战。能否在全球化时代成为赢家，关键就看自己是否有改革不合理政经制度的足够勇气，是否有抓住机遇的能力与魄力。我感到忧虑的是，某些人士在谈论美国的世界行为、谈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关系时，一味指责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歧视，新殖民式掠夺，而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的经济结构、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等等对自己的落后是否也有些责任。对这些人，我要再次请出《圣经》的话来告诫他们：“不要只看到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

　　其三、国家利益

　　美国政府毫不隐讳自己世界行为的动机，那就是一切都要从美国利益出发。其实哪个国家不应该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呢?我们国家的最大进步之一，不就是再也不干或少干纯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向一些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蠢事吗?国家利益之间肯定有冲突，美国人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确乎也在经常损害着其他相关国家的利益，但对这种世界行为不宜作过多的道德评价。说到底，哪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丝毫也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呢?在地球村中，在全球化时代的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你的外贸额多一点，别人的就肯定要少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竞争的关系不就是互相冲突的利益关系吗?(当然也还有合作互利的一面)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大智大勇地与美国人、与其他竞争对手在谈判桌上斗，毫无客气可言。我们也就不能指望人家的客气，更不要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角度大做文章。

　　明乎以上三个层次，我们在评价美国的世界行为时，就既不会陷入意识形态的狂躁冲动，也不会沉浸于幼稚的道德幻想，从而清醒地、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