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禁止西方女性上岸 澳门成收容“番妇”特区

　　清朝的这一禁令，今天看来，不仅不近人情，而且十分荒唐。制定了这样陋规的国家，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150余年中，清朝经历了“四口通商”和“一口通商”两个时期。这期间西方各国商人陆续涌入中国，他们在带来西方工业品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限制。其中，长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来华就是限制内容之一。由于这一限制明显影响了来华外国人的正常家庭生活，曾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强烈不满，多次为此发生冲突和摩擦。即便如此，清政府对此政策仍长期不做松动。为何清朝统治者对外国女性来华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乾隆初年，来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经商的西方国家，已有十几个之多。尤其广州城内，外国商馆林立，外商云集。每每货船到港的时候，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蜂拥上岸。由于这些西方商人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照看生意，他们来时常常带着家眷。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经历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洗礼，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到中国来的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个个天足，穿着暴露，谈笑自如，举止随便，还处处受到男人的尊重。这对封闭保守，一贯轻视女性的广州官民是个极大的扰动，成为一道突兀的风景。常常是，每当“招摇”的外国女人随着人流下船或逛街时，会引来好奇的中国男人蜂拥围观，还引起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的惊讶与掩目。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就提到广州百姓见到西方女性时的表现：“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不得不赶紧退却。”

　　这些西方女人们更吓坏了死抱“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地方官员，他们视西方女人与西洋枪炮一样可怕。一直在为西方殖民者来华贸易量逐年加大，大量白银外流，但又无法控制而焦虑的他们，突然发现这些行为“放荡”的西方女人，对本朝国体和本地风化的冲击更是不可估量。

　　广州的官员认为，西方商人到中国后，一面大赚中国人的白银，一面又与自己的家眷在中国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尤其每年的冬天，国处寒冷地带的西方人，都喜欢携家眷在温暖的广州居住，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

　　他们把伤风败俗和侵略的责任，开始向这些来华的女眷身上转嫁。认为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这些商人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1745年（乾隆十年），实在不能忍受的广州地方官员，包括两广总督、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连续写奏折上报清廷，力陈利害。乾隆对此与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这符合他之后的“闭关锁国”整体对外思路。在乾隆的默许下，各地相继有了不成文规定，对西方女眷（当时称“番妇”）来本地居住进行干预和制止，并逐渐形成地方定例。广州还多次发动对已来华“番妇”的大清理，西方女眷来华受到严格遏制。

　　西方商人对清朝地方官员这一不近情理的定例，开始表示不满。在不断抗议的同时，有人就决心碰碰这一高压线。

　　当时有位叫洛连的荷兰大商人，自己拥有重达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多次越洋过海到中国来做生意。此人妻子名詹妮，也是荷兰富商之女，生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詹妮早就非常向往神秘的中国，两个女儿也多次吵闹着要来神话般的中国看看。加之洛连每次来中国往返要用近两年时间，与妻女长期分离的苦恼，促使他这次出发决定带她们一同前往。当然，他对中国各地不许外国女人上岸居住的定例是知道的，所以他的决定是对广州地方政府的一次公开挑战，也是一次成败难测的冒险。

　　1750年（乾隆十五年）10月，“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绕过好望角，一路惊涛骇浪，奔波十个月，原本在家生活优裕的洛连妻子和女儿，在海上受尽颠簸之苦，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广州海域。在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的珠江江面上，“海马号”逆江上溯，于1751年7月8日，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

　　情报早已传到广州地方政府：“红毛船一条向广州驶来，船名‘海马号’，一等船，货主及家眷共四人，医师和牧师五人，船工厨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门，炮弹六百个。”因为有三个女眷，广州方面得报立即紧张起来。广州关长李永标、行首（商会会长）严济舟和担保商人潘振承，与荷兰商馆秘书约翰紧急磋商阻止方案。同时调动吏胥、关丁、绿勇近百人在黄埔港严阵以待。

　　就要结束漫长的海上漂泊，洛连的妻子高兴异常，两个女儿更是欢天喜地，不停地向码头方向挥舞着中国丝绸围巾。船很快到达码头。正当洛连和妻女急不可耐地走下小船时，岸上的约翰赶紧用荷兰语大声喊：“洛连，情况有变化，请听我先和你解释！”洛连已经觉察到情况不对，因为他已看到了岸上的警察和士兵。

　　约翰和潘振承赶紧划船过去，说明情况。洛连立即暴躁起来，说：“我的妻子女儿已在风浪中漂泊十个月，终于到达她们向往已久的中国，却不许她们上岸，太令人失望了！”潘振承赶紧解释这是规定，谁也无法。洛连不听解释，大喊：“不行！这样我太对不起妻子女儿了。”忽然洛连咕咚一声双膝跪下，双泪直流着说：“潘，请您给广州官员求情，让我的妻子女儿上岸进广州吧。”

　　洛连夫人已经明白情况，呜呜哭起来，两个女儿见状也哇哇大哭。她三个也随洛连一起齐刷刷跪了下来。潘振承见状也掉下眼泪，忙将四人扶起，答应赶紧去给政府汇报，但也告知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随后离去。 入夜，天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洛连并未等请示结果，就强行带着妻子女儿冒雨登岸了。然后通过私人关系，将淋得瑟瑟发抖的妻女安排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带）中的瑞丰行。

　　洛连带妻女来到广州的消息很快传开，在广州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中引起轰动。但由于有关长李永标、行首严济舟、保商潘振录等人的从中斡旋，广州当局低调处理了这起纠纷。地方官员们表态说：“夷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但为表示圣朝怀柔之至意，敕令荷兰人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事情就以此平复。澳门当时属于中葡共管之地，清政府将此地视为特区，这样做也是广州地方政府对僵局的一种不得已的自我变通。

　　此事传到北京，清政府对广州地方当局的处理结果采取了赞成的态度。乾隆同时强调：“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尚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妇来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本国，以为违禁令者戒。”

　　可见，清政府对此看得很重，从乾隆发话后，口子也收得更紧了。外国的商船，到特区澳门就开始派员检查，只要发现有女性，当即就强令下船留在澳门，否则船只不许继续向前开。如有检查人员不负责任，会受到严厉处分。另外，对广州十三行内的西方雇员们的女眷也一律进行了清理，不许住在广州，统统赶往澳门。为了限制这些女眷的流动，女眷若进出澳门，要缴纳苛重的人头税。这期间，还不许西方人学习中文，中国人如有谁教授西方人中文要科罪。男性外商在广州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地方，平时不准随意出入，每月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游玩三次。

　　此外，清政府还在外商集中居住的广州十三行，建立举报和搜查制度。凡有抱着侥幸心理，将自己的女眷偷偷带上广州藏匿的外商，一旦被发现，会立即被驱逐。那时的伶仃洋上，不时有押送外商女眷去澳门的中国“楼船”。

　　过去，清朝对西方女性来华的禁令，仍然仅是停留在“定例”和口头上，尚无明确的法律条规。洛连引起的这次中外纠纷，清政府加快了对这种限制的正式立法步伐，各种正式条规陆续推出。

　　到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按朝廷旨意，推出了《防范外事规条》，其中主要内容大意是：（1）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如需在中国逗留过冬，也只能在澳门居住；（2）外国商人到广州后，须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告贷，禁止外国商人雇中国女佣；（4）严禁外国商人雇人，以及与中国人传递信息；（5）对外国商船到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之后1776年，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制定了《防夷四查》；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又制定了《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两广总督蒋攸钴制订了《整饬夷商贸易九事》，均是清政府对外商的种种防范。

　　这些条规有的直接提到“番妇”问题，有的间接提到。但按这些规定，西方男人的女眷来中国居住是绝对不允许了。不仅如此，外国人连雇佣中国女佣人都不行，以防止中国人与西方人增加接触机会，引发不轨行为。外国船来了还要“弹压稽查”，比原来更严了。广州的每次规定，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有的还知照全国。

　　从此，外商在中国的日子越发艰难起来。在广州商馆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道：“从此，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四

　　尽管如此，西方商人仍一直想打破女眷不准进广州的限制，但未能得逞。例如，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又有英国妇女抵广州，立即被清朝地方当局“押往澳门，出示严禁”。虽然也有极个别外国妇女潜往广州城，逃避了检查，但白天也不敢出门，偷偷住几天也就悄悄离去，并不敢明目张胆。这期间，西方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迫执行清政府的规定，他们来到中国，或者去北京执行公务，也同样将夫人安置在澳门居住。

　　如此禁令，又执行了七十余年。到道光时期，西方人便又开始尝试突破限制，更大的冲突开始酝酿。

　　1830年（道光十年）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盼师，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私自偕夫人和葡萄牙女佣由澳门至广州。还让行商谢志安帮忙准备了中国敞篷轿子，故意乘轿子前往商馆。轿子里面的大班妻子穿着薄透的上衣和裙装，雪白的胳膊和腿都露在外面，金发高鼻，胸部丰满。一路上她一会儿指着外面好奇的人群，一会儿与坐在另一轿中的丈夫相视而笑，十分张扬。到十三行商馆后，堂而皇之住了下来。

　　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意在对清政府已经实行了多年的禁令进行挑战和试探。盼师陪妻子坐轿子逛街并公开居住商馆的事，在城内引起轩然大波。

　　两广总督李鸿宾得报，于10月11日发出驱逐令，勒令盼师将妻子和女佣退回澳门，走时不许乘坐中国的轿子。英方拒绝执行中国总督命令。10月16日，李鸿宾再次重申前令，并发出布告，对英国人的傲慢行为进行斥责，责令行商通事与盼师接触，落实中方要求。但英方态度强硬，仍拒不执行。英国商人因义士还建议盼师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盼师遂威胁说：“大宪要以公道仁政治远商，则可以相安办事；倘要以凌虐苛政治远商，则真不知其事至何应止！何必平空之间，滋生事端，至惹出变哉？”向广州当局发出了威胁。

　　广州地方政府也不示弱，于10月20日，再次通过行商向盼师传达：如两三日内，盼师不将家眷送走，便派兵入馆驱逐。盼师更不示弱，立即通知停泊在江面上的英国海军司令调兵百余人，携枪支短炮进入商馆，准备以武力抵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实际上，双方心里都不愿意动武。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中方行商伍受昌做疏导。英方也因百余人的武装根本不可能与中方抗衡，更由于做买卖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愿真打。夹在官府和外商之间左右为难的行商伍受昌，赶紧斡旋调停。终于想出了个主意，以盼师现在正患病，咳嗽严重，屡发未愈，确实需要家属在身边照顾护理为由，请官府同意等他病愈后返回澳门。

　　这显然是个缓和矛盾的托词，既帮了英国人，也使总督李鸿宾有了台阶下，保留了面子。双方终至没有动武。盼师夫人在广州住了整整五十七天，盼师才将她送去澳门。之后，广州政府对给盼师夫人提供绿呢轿子的行商谢志安，割掉职衔，发配新疆，这场风波终告平息。应该说，这次纠纷，盼师是个胜利者，他毕竟让妻子和女佣公开在广州住了近两个月。

　　五

　　李鸿宾和广州将军将这次事件报告了朝廷。1830年12月8日，道光皇帝颁布谕旨，重申：“向例番妇不准来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轿进馆，务当严切晓谕，令其严守旧章，嗣后不得稍有禁犯。尚仍敢延抗，即当设法驱除，不可少存迁就。”

　　得到道光指示，第二年李鸿宾会同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制订了《防范外夷章程》，于1831年5月12日对外公布实行。其中规定：“嗣后应严谕各国大班、夷商，不许携夷妇至省居住。尚敢故违，即停其买卖，并即押令回澳。”还责成海关，严查外国女人，包括西方人雇佣的外国女保姆，一经发现，当即拦截。并明确规定，西方男人和女眷在省城内不能乘坐中国轿子。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又制定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对这些规定进行重申。

　　但是随着西方人来华贸易的人员逐渐增多，这些规定使这一旷日持久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西方人一直对清政府的这一禁令耿耿于怀，抗议和争取解除禁令的呼声不断。1835年曾有西方商人集体联名给广州地方政府写信，反映生活不便。1837年，在英国的印度中国协会，也请求英国政府出面与清政府交涉，解决英商家属在广州居住问题。

　　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一禁令已经无法再维持。《南京条约》谈判时，英方代表璞鼎查将此作为重要问题，在他们单方面拟定的条款草案中，明确写明准许英国人带女眷来华居住。他还解释说：“这样可以免致英国人与家属离散，在中国有了家室，英国商人才能安心做生意，也就可以给你们中国缴更多的税。”这时清政府已被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到了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地步。即使璞鼎查不这样解释，清政府也不敢再坚持这一执行了近百年的荒唐禁令了。

　　谈判中，清朝谈判代表耆英，就这一问题曾给道光皇帝去信解释：“向来夷船进口，携带家眷，只准留住夷船，不准寄居会馆，立法本严。窃思夷船之所以难治者，诚以飘忽往来洪涛巨浪之中，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今若有庐室以居其货，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货，又携家室，倾恋滋多，制控较易。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府顺其情，睹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闲。”耆英全面否定了清政府过去的政策，大谈让西方女人来中国的好处。实际上是中国打了败仗，只能委曲求全，英国怎么说中国就只能怎么做而已。

　　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中国）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从此，西方各国在华的官员及商人，他们的妻女和女佣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居住了——这一天他（她）们等了近百年。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西方的女传教士和修女们也可以来中国了。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和内陆城市越来越多，西方来中国的女性也越来越多，她们大批涌入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居住，个别人还进入城市周边的乡下，并开始与中国人进行广泛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