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共谍提供绝密情报轰动台海

临刑前的吴石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联勤总部陈宝仓中将，吴石部下聂曦上校。宣判后，四人各自写下遗书，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临刑前他们被灌下大量烧酒。行刑后记者拍照，送交蒋介石，这是蒋的命令：死要见尸。对吴石案，蒋介石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吴石被枪决后，在他的住所中仅搜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特工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吴石太不值得了。”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但在文革中，她又被诬为“叛徒”。当时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丈夫朱晓光也被打倒、揪斗，他们忍受了针对个人的批斗，但坚决捍卫死去亲人的名誉。朱晓光当时处境非常危险，时常遭到武斗，他对孩子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枫也多次给国家安全部写信，要求组织给她的母亲“做结论”。

　　60年前一桩“共谍案”震惊海峡两岸，主角是国民党中将吴石，他与女地下党员朱谌之合作，将国民党台湾海防重要情报转交中共中央。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曾说，中共在台湾有两个老朋友不应被忘记，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

　　2月9日，台湾陆军“司令部”通信电子资讯处长、少将罗贤哲被捕，因其涉嫌为大陆提供军事情报。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该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审理。此事件轰动岛内外，被评价为“半世纪来最高级别的少将共谍案”。

　　这不禁让人想起60年前那桩震惊海峡两岸的高层“共谍案”。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女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取得联系。“密使一号”提供了含有大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通过朱谌之由香港传到大陆。1950年1月，解放军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将情报呈给毛泽东，毛大加赞赏，嘱咐要给“密使一号”和朱谌之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神秘的“密使一号”名叫吴石，时任国民党参谋次长，中将军衔。大陆解放前夕，吴石本可违抗蒋介石命令，留在大陆，朱谌之也已圆满完成地下工作准备到上海与丈夫儿女团聚，但为台海统一，他们横渡海峡继续潜伏，直至献出生命。1950年6月10日，因叛徒出卖，吴石和朱谌之被枪决。

　　对国共两党来说，这都是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几十年来双方秘而不宣，直到近年，随着两岸和解，档案解密，以及吴石、朱谌之后代的努力探寻，尘封已久的谜案才浮出水面，烈士的骨灰也终于送回大陆落叶归根。

　　军校状元 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吴石，1894年出生于福建闽县螺洲，17岁进武昌军校学习，因成绩优良，毕业时被保送到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与张治中、吴国桢、白崇禧、刘建绪等同学，与白崇禧交情最深。

　　吴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他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总是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两校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情报一年后，吴石毕业回国，出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还担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国民党军众多将领皆为他的学生。

　　吴石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1938年武汉保卫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他一次，详细咨询，深为嘉许。

　　1940年底，吴石因在桂南会战中组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大胜，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抗战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四战区位于中越边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石还救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的性命。1942年底，广西镇边县政府来急电给四战区，说是抓到一个像日本间谍的越南人，要求就地枪决。吴石下令先送到柳州四战区长官部来，经多方了解，他得知这是越共知名人物胡志明。吴石认为共同抗日不分国家不分党派，对胡志明以礼相待，让他在柳州长驻，还出面促进越南各个党派在柳州组建民族同盟会，协助举办了军政干部培训班，动员大批越南青年来柳州学习。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一再电请当局增调重兵，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系军队历来不合，当局为了北扼共党，南灭异己，不发一兵一卒。中央军与桂系下达的军令还时常出现矛盾，令军队无所适从。最终吴石所在军团大溃退。当时天气极冷，百姓拖儿带女，在桂黔公路上颠沛流离，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日寇追兵，大批难民死在逃难途中。

　　看到这一切，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效忠的“党国”产生怀疑，他对家人说“我再也不干了!”愤而辞去第四战区参谋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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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军抗日名将到中共“密使一号”

　　1945年抗战胜利，吴石随军队接收上海，在接收过程中，一面亲见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一面目睹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后来吴石回到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蒋介石一味重用嫡系军官，哪怕他们在抗战中屡战屡败。吴石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无缘军队实权，这让他更加苦闷。

　　吴石彻底失望了，他常慨叹：“国民党不亡没天理!”毫不避讳是否有旁人听见。后来这句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询问总统府参军处少将李以劻，吴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抗战后吴石开始收听解放区广播，还让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吴韶成帮忙记录。据吴韶成回忆，当时国防部分给吴家一套房子，隔壁就是毛人凤家，但父亲对自己的“亲共”行为并不刻意掩饰，行为坦荡。

　　吴石很早就对中共有好感，并与共产党人交往。1938年8月，吴石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去讲游击战争。吴石的同乡、保定军校同学吴仲禧，卢沟桥事变前夕就秘密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另一位至交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这两位好友的思想和作为，对吴石影响很深。

　　1947年4月，经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他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吴石那时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不断送来重要情报，以何家为中转站，递交给华东局。

　　淮海战役前夕，解放军急需获得详尽情报，派出吴仲禧到南京找吴石帮忙。吴石给吴仲禧安插了“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的职位，还亲笔写介绍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同窗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树正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将敌军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防线上部队驻地、番号、兵力全部记下来，然后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汇报给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

　　1949年3月，吴石亲往何遂家，委托何遂的儿子、地下党员何康将国民党长江江防部署图交给华东局，这张图上的部队番号细致到团级。这一系列情报，都对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1949年4月，吴石受国民政府委派到福州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赴任前，他与何康夫妇在上海见面，据何康回忆：“吴石是豪爽侠义之人，平时讷于言，当晚却心情激越。他兴奋地跳舞，还用福州乡音吟唱出那首古老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吴石与何康的诀别。吴石到台湾遇害后，长子吴韶成发现了父亲临刑前留给他的纸条，告诉他解放后，如遇到困难，去找何康。何康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负责国家农业工作，1988年出任农业部部长。

　　吴石到福州后，中共派地下党员谢筱迺与他联系。吴石不断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华南、台湾的部署情况告知谢，谢通过电台直接传送中共中央。有一天，吴石问谢筱迺：“我送的材料，毛主席、周恩来先生是否直接收看?”谢筱迺很想告诉他，但由于保密规定，只好笑而不答。几天后，谢筱迺收到一份电报，是毛泽东直接请吴石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谢把电报交给吴石，吴石这才知道自己送出的情报是直接给毛和周看的，倍感欣慰。

　　吴石在福州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1949年8月14日，蒋急电吴石16日前到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而且让他务必将家眷和子女一同带到台湾。吴仲禧劝他留下来，转赴解放区，但吴石表示，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当时他坚信台海对峙不会持续太久，共产党军队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解放台湾，他前往岛上还能发挥作用。

　　吴石携妻子王碧奎和幼子幼女前往台湾，请求吴仲禧帮他照顾留在大陆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这位老友后来才知道，中共已经决定将计就计，让吴石潜入敌人心脏，迎接全中国的解放，党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

　　“党性坚强、学能优良”的“女共谍”

　　吴石抵台后更有机会接触核心军事机密，活动范围也大为扩充。中共华东局和总参谋部急需选派干将赴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以利战事。女情报人员朱谌之被选中。朱谌之地下工作经验丰富，机智敏捷，她的继女和女婿都在台湾军统工作，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朱谌之去台湾再合适不过。

　　朱谌之，1905年生于宁波府镇海县富贵之家，父亲是宁波渔商工会会长。抗战全面爆发后，朱谌之走出家庭，到中共领导的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工作，当时她的前夫已经病故当年，她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周旋于国民党财经和政界军界上层人士间，名为经营书店，实则做联络和掩护工作，书店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朱晓光在回忆妻子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朱晓光随野战军南下，在上海任新华书店经理，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朱谌之也接到调回上海工作的通知，与丈夫子女团聚指日可待，她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女儿朱晓枫，母女内心满怀期待。

　　就在这时，朱谌之接到秘密的重大使命，她决定放弃原先与家人团聚的计划，奉命前去台湾。离港赴台前1个月，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一直被朱晓枫珍藏。照片背后，朱谌之写下几行小字：

　　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按上级约定，朱谌之先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头。蔡是台湾彰化人，台湾籍中共党员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是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后来正是他的叛变，导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被摧毁，400多人被捕。

　　数日之后，朱谌之与吴石取得联系，他们先后会面6次，朱将情报转交专任交通员送往香港，再送至华东局及中共中央。其中最重要的一组情报囊括核心军事机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以及最新绘制的大小金门、舟山群岛火力、机场分布图等。这组情报是否送至大陆，国共双方说法不一，中共方面研究吴石的文章认为，朱谌之将情报转给交通员后才被捕，而亲手抓住朱谌之的国民党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坚称，他不仅抓住了朱谌之，且截住了这批关键情报。

　　1950年初，朱谌之完成任务准备返港回上海，突然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与她接头的蔡孝乾被捕叛变。据其他被捕共产党员指控，蔡孝乾在台期间生活腐化，与妻妹通奸，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到台北最贵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孝乾的作为存在诸多致命缺点。

　　蔡孝乾被捕后供出朱谌之。整个台湾岛密不透风，海上、空中航线一律封锁，誓要抓住“女共谍”。千钧一发之际，吴石不顾个人危险，给朱谌之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使朱搭乘1950年2月4日抵达舟山的军用飞机逃脱。当时，国民党特工已经在蔡孝乾的笔记本上发现吴石的名字，但并未深加怀疑，毕竟吴石官至中将，是蒋介石颇为欣赏的人。帮助朱谌之逃脱这一行为彻底暴露了他的身份，吴石被保密局捉拿归案。已经在舟山的朱谌之也没能逃脱追捕，舟山岛岗哨密布，朱谌之无法找到船只去往近在咫尺的大陆，她装病躲在一家医院。2月18日，在台湾被称为“调查局之父”的沈之岳经过地毯式搜捕，将朱谌之抓住。

　　朱谌之被关押后，掏出皮衣夹缝中的金链金镯，咬碎后分四次混热水吞下，次日看守发现时她已经痛得昏迷，连忙将她送上飞机到台北医院抢救。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写下一篇报告：《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朱枫为朱谌之原名)“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忠魂漂泊半个世纪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同被判死刑的还有联勤总部陈宝仓中将，吴石部下聂曦上校。宣判后，四人各自写下遗书，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临刑前他们被灌下大量烧酒。行刑后记者拍照，送交蒋介石，这是蒋的命令：死要见尸。对吴石案，蒋介石无比的震惊和愤怒，全程亲自督办。

　　吴石被枪决后，在他的住所中仅搜出一根金条，称重四两，连负责搜查的特工都感叹：“这么大的官，吴石太不值得了。”

　　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谌之为革命烈士。但在文革中，她又被诬为“叛徒”。当时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丈夫朱晓光也被打倒、揪斗，他们忍受了针对个人的批斗，但坚决捍卫死去亲人的名誉。朱晓光当时处境非常危险，时常遭到武斗，他对孩子们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枫也多次给国家安全部写信，要求组织给她的母亲“做结论”。

　　1983年，一家人终于等到公正的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因为父亲是国民党中将，长期受到误解甚至迫害。吴石从未对家人透露过自己的地下工作，吴石夫人王碧奎当年也受牵连入狱，她对一切毫不知情，夫妇两人在监狱放风的时候匆匆见了一面，吴石只对妻子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加菜。”吴石在狱中条件艰苦，还受到酷刑折磨，他说这样一句话，是对妻子的安慰。

　　1972 年，吴韶成写信向中央申诉，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干预下，1973 年，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4年，吴韶成与在美国的小妹取得联系，他与吴兰成赴美看望80岁的母亲，分别34年的一家人终于团聚。吴韶成从母亲手中带回了父亲的绝笔：

　　“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

　　对所从事的地下工作，吴石只字未题。“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这首狱中诗，把他的一生都概括了。正如吴石在遗嘱中提到的，他唯一的遗产是书，他希望儿女能建一座图书馆，但吴石藏书在文革中大多被销毁，遗愿无法实现。

　　1994 年，吴石小女儿吴学成从台湾捧回了父亲的遗骨，小儿子吴健成从美国捧回了母亲的遗骨，遵照遗愿，把他们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当年吴石由部下收尸埋葬，而朱谌之的尸骨则下落不明，女儿朱晓枫晚年唯一的愿望就是寻找母亲的遗骸，终于在2010年得偿所愿。牺牲整整60年后，烈士终于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