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青楼与科举考场一河之隔 顺治三年始废教坊制

近日翻阅一书，名曰《板桥杂记》，作者余怀，生活在繁华之都金陵，感慨明清历史变革，想抒发一下兴衰之感，却找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唯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他讲的是明末清初金陵的“艳史”，作者自己说“皆实录也”，其实说白了就是一部涉黄记录。

有涉黄就必定有扫黄，在《板桥杂记》的原始记录后面，则是当时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看来，对净化社会环境的诉求，古来已然。

清朝涉黄记录：

青楼与科举考场仅一河之隔

《板桥杂记》从历史源头来寻求金陵色情业发达的原因，“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在六朝和明初，都是政治经济中心，其他时间也是经济繁荣之地，这里“甲第连云”，高尚住宅一片接一片。因此，娱乐活动很频繁，往往一些不健康的娱乐也会如影随形而来，“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一有宴会，就会叫娱乐人士来助兴。这里的“乐籍”，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古代官方的演出机构，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是唱歌跳舞和演奏而已，秦汉以来形成的“乐户制度”，其实就是“青楼制度”。

《板桥杂记》标明了金陵明末清初的红灯区区域：一则是“旧院”，当地人称为“曲中”，具体范围是：前门对着武定桥，后门则在钞库街。这里乌烟瘴气，青楼密集，“妓家鳞次，比屋而居”；二则是在长板桥，具体范围是：前面横亘中山东花园，后面有秦淮朱雀桁；三则是秦淮河，“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河两岸的建筑以及河上的灯船，“天下所无”。

对于青楼活动的场面，此书也有记录，应该也算是涉黄记录吧。例如在“旧院”一带，那些沉迷声色的“纨绔少年，绣肠才子”一登门，首先是听到犬吠，接着是鹦鹉叫，入了大堂则是鸨母迎客，当地称鸨母为“假母”，接下来便是丫鬟拥出女主角，再就是设宴欢谈。

而在长板桥一带，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名士就出来在这一带闲逛，“携手闲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似乎都是偶遇搭讪的样子。

秦淮河上更加明目张胆，总有些人会帮人指明某名姬住在某处，“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活动也十分猖獗，一到黄昏，灯船都集中起来，灯火通明，秦淮河上好像有一条火龙在蜿蜒，照彻天地，还嚣张地击鼓奏乐，活动范围从宝门水关一带到通济门水关，一直闹到天明。原文为：“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蹋顿波心。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喧阗达旦。”

尤其离谱的是，当时的科举考试重地——贡院，居然与青楼只有一河之隔，“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结果这条河成了青楼活动的区域，每到乡试的时候，读书人和青楼人都云集在此，“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读书人与青楼女子或者约定短暂之欢，或者约定一生之情。

《板桥杂记》对此以讽刺的笔调写道：“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所谓“平康”，是指唐朝长安的一个街区，即平康里，这里就是红灯区；所谓“文战”，就是指科举考试，考场如战场，所以说“战”，但这些灯红酒绿之事则是考场以外的传记，即所谓“科举外传”。不过，真有那么浪漫吗？

清代人告诫：

青楼处处是陷阱

“冶游”子弟要自重

从历史记录来看，想要在这里结才子佳人之好，基本上都是做梦，更多的是色情陷阱在等着你。大家记得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否？一进青楼就玩闭眼猜谜游戏：猜猜我是谁？生肖是什么？当周星驰演的“包大人”还闭眼猜谜时，他的行李箱早被翻了个底朝天，从而暴露了他穷光蛋的身份，立即被毒打和罚做苦工。

《板桥杂记》里也有类似事件，桃色陷阱处处有，“忽裘敝而金尽，亦遂欢寡而愁殷”，一旦这些浪荡公子没钱了，着装也寒酸了，立即遭白眼，人财两空，功名也泡汤。当然，愁眉苦脸，欢乐少，忧愁重，也是活该，早干嘛去了？

《板桥杂记》的引导方向是很正确的，其作者告诫此类人士：“虽设阱者之恒情，实冶游者所深戒也。青楼薄幸，彼何人哉！”这是青楼里那些不良人士常设的圈套陷阱，来此地之人都应深为警戒。自古青楼薄幸，那都是些什么人啊，读书人也敢去惹？

书中也记录了青楼的管理机构——教坊司。教坊司是什么样子呢？也是衙门的样子，有主管官员，有办公室，有雇佣工作人员，有打屁股的板子，而且官员的官服也像模像样，班子很齐全。“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冠有带。”不过，教坊司里的人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职业上不了台面，自惭形秽，因此在见到客人时是不敢作揖回礼的，多少有点害臊，“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

清朝扫黄记录：

顺治三年开始 清廷明令禁止

一个健康的社会群体，历来就有净化社会环境的诉求。宋朝的时候，还只是停留在限制的阶段，到明朝宣宗的时候，则有过大规模关闭青楼的举动。

至顺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开始废除教坊制度，其实就是官妓制度。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顺治下旨命令教坊司的女子不得入宫参与活动，改用太监代替，以杜绝涉黄活动，“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用太监四十八名”。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这项制度就固定下来了。顺治的举动似乎取得了实效，就在这一年，有官方记录称：“裁革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

康熙延续了顺治的这一政策。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康熙下令，谁胆敢开设窑子，引诱妇女从事青楼活动，其为首者将斩首，从犯则发配黑龙江，给部队当奴隶。

雍正是位铁腕皇帝，在扫黄方面也是如此。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他彻底废除了教坊司，改为“和声署”，教坊司从四爷的时代开始，真的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其次，雍正也着手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是几百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四爷的一份谕旨：“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发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厉廉耻、广风化也。”大意就是说社会上一些不良习俗沿袭太久，这些沉沦在其中的职业人士，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振作，那么就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让他们走上自新之路，除掉他们的贱民户籍，让他们成为良民，以激励廉耻，改善风俗。

而这些被雍正解脱出来的人士，包括山西的乐户。所谓乐户，一部分指从事音乐舞蹈的人士，也有一部分是官妓。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就有界定：“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山西的一些“乐户”由来已久，甚至上溯到明朝初年时，明成祖朱棣杀侄子建文帝夺位，将一些抵抗官员的家属打入“乐户”，押到山西。例如名将铁铉因为曾给朱棣以军事上的沉重打击，被俘后又誓死不屈，朱棣大怒，杀死铁铉之后，其两个女儿就沦落为乐户当官妓。雍正此举算是试图解决此历史问题，还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在封建社会，不能完全铲除涉黄的土壤。至晚清，死灰复燃，《清稗类钞》记载，咸丰时，社会风气又很败坏，“咸丰时，妓风大炽”，在南京的胭脂胡同和石头胡同等处，往往聚集了这么一些场所，门口挂着纱灯，贴着红帖，士大夫也经常出入此处，甚至荒废公事，早上去衙门签名报到，中午就来这些胡同里鬼混，“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作者感叹：“相习成风，恬不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