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的甲午：大清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上

　　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欲求一胜，真可得乎？！

　　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奸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

　　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1]

　　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
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

　　“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

　　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操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性也随之降低。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全力建设北洋水师，紧追世界潮流，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且聘请国外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模式，严格训练。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将北洋水师正式更名为北洋海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是一支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2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北洋海军当时也被誉为亚洲第一。

　　然而，那已是1888年的往事。从1888年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户部尚书翁同 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炮、军火。正如李鸿章在报告中所说，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从购买时的概念舰沦为落后老舰的“超勇”、“扬威”外，北洋海军的主力的确仅仅只有8艘军舰。至于其他3支非经制的舰队，除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两广将广东水师3艘主力军舰借调给北洋外，南洋和船政水师或是军力不济，或是训练不足，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囿于种种原因，在奏折上李鸿章只说了军舰的数量，没有交待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10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福建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5年。北洋海军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示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崴，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但均没有下文。

　　比军舰老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军舰样式的落伍。蒸汽化军舰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进入90年代，随着舰船技术、海军战术的不断更新，舰船设计处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军舰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往往一些建造时还被认为属于个中翘楚的军舰，等到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新的设计、技术所淘汰。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的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在设计建造时，几乎每一艘都是同时段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被宣布落伍．

　　19世纪90年代左右，舰船设计领域内名为“新学派”的势力异军突起，专门针对既往的军舰，提出了依托于新式高射速火炮的全新理念，即不再一味追捧军舰火炮口径的大小，而采用大量的高射速的新式火炮，以密集的弹雨来击溃对手。

　　1891年琵琶湖事件后，北洋海军应邀访问日本，提督丁汝昌在访问过程中已感觉到日本海军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归国后就向李鸿章提出购买快船、快炮的呼吁。1894年，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日本，短短几年间日本海军迅速扩张的势头，更令人吃惊，归国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就在这一年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所得到的回应则仅仅只是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几个红字批注。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仅有8艘主力军舰的说法，已经让清政府内的很多人吃惊，可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日本海军此时的实力，恐怕就要毛骨悚然了。

　　日本的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期间因为琉球事件、朝鲜壬午和甲申事件，始终呈现着一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超勇”级，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旋即又购买从“超勇”级改良而来的“浪速”级，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则立刻购买从“浪速”改良而成的“致远”，然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琵琶湖事件发生，日本立定要入侵朝鲜、中国的谋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李鸿章可怜兮兮的8艘军舰相比，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11艘、炮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杀手锏。[5]

　　1894年时亚洲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的一点可弈之资，就是训练。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一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孤本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

　　“（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均用英语，舰内的布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双文，舰上的各种训练虽然难免喧嘈杂扰，但极为迅速活泼，从持枪练习来看，姿势标准、动作敏捷。北洋舰队跨国远航活动不多，但在本国沿海的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1889年旅顺演习时，舰队出港动作迅速、运动中阵型保持良好，这绝对不是可以轻侮的进步。”[6]

　　但是在技术较量几乎占据决定因素的近代战争中，人是否就一定能胜天呢？这不由得不让李鸿章为之担忧。还是在李鸿章上奏的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电李鸿章，申请率领战舰深入日本军舰密布的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讥讽“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7]

　　甲午战争爆发前，对海军实力的估计还有少数国人保持清醒，认识到中国弱于日本，但在陆军方面，则几乎是众口一声，包括总理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内，都估计中国陆军最终将凭借人数优势战胜日本。可在李鸿章7月4日的奏折里，并得不到这种乐观的印象。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较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8]

　　清代入关以后，以八旗和绿营军队为经制（有国家正式编制）常备军。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为250078人（其中驻防北京和直隶148200人，驻防东三省45117人），绿营兵力440413人（直隶40805人、山东17667人），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直接在甲午战争前线各省的兵力超过20万人。但在李鸿章计算的北洋边海防军队数字里，却出现了八旗、绿营根本不在其内的咄咄怪事。

　　这种怪事的缘由，是清政府官场内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又说不得的秘密。自从入主中原以来，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缺乏更新，更重要的是吏制的腐化和训练的废弛。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被西洋列强打得疲于奔命，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更是全无一用。甲午战争前，这支清政府的常备军战斗力早已尽丧，只能勉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角色。可就是这么一支腐烂到极点的“军队”，因为是曾经帮助打下江山社稷的皇朝子弟兵，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改革之刀无法触及，每年清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2000万两银上下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可谓是清政府机体内的毒瘤。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鸿章在奏折里点算出来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大都来源自民兵，并不算在清政府的国家编制内。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八旗、绿营一败涂地，万般无奈的清王朝被迫起用汉族大臣回籍练兵，以名为勇营的地方自募民兵力挽狂澜。战争中，出现了几支战斗力旺盛的著名勇营部队，其中包括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张曜的河南子弟兵嵩武军，由皖军演变出的宋庆毅军，还有脱胎于湘军而自立的左宗棠楚军，其中尤以湘军、淮军最为出众。

　　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内战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并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甲午战争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勇营部队，以及模仿勇营的制度挑选绿营精锐改编训练成的练军，总数为459367人。如果算上八旗、绿营，全国军队的规模看似非常庞大，达到114万人以上。在这上百万的大军中，勇营、练军是骨干，而在勇营、练军中始终保持练军习武，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较高的，其实只有驻扎在北洋沿线的一部，亦即清政府责令直接担当对日战守的军队，其余大都战斗力低下，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向北方集结调动十分困难。

　　根据李鸿章的报告，结合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另加上驻在奉天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共14639人，总计北洋沿线的清军主力53281人，这也就是清政府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9]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其中真正能够用作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扎天津的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以及驻扎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3879人，总计只有2万5千余人。

　　在此后的实战中，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随着五万余陆军精锐的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抽调各省的勇营、练军应付，却更加不是日军对手。

　　而在同一时代，日本陆军已经全面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参谋部制度，全面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去守卫本土各要港的要塞炮兵等部队外，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编为7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甲午战争中几乎全部投入中国战场作战。[10]日军战时兵团称为“军”，通常由两个野战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三万人以上，由此可见，日军每个作战兵团的兵力都要超过清政府全国精锐机动陆军兵力的总和。

　　在近代化陆军兵力上不敌日本的同时，军队的作战能力相比起日军，差距更大。包括精锐的北洋淮军在内，清军的勇营部队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单位仅为营（步兵一营人数400—800人，骑兵和炮兵一营人数100—300人），又没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挥系统，战时大兵团指挥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人员方面，军官阶层大都没有任何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知识的教育背景，仅仅是因为自己或长辈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立有战功，而逐级晋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以往内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没有任何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队中的统将和兵士还算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成凋谢，这一点点经验也早已荡然无存。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20年前，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11]盛军是整个淮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如果说北洋海军虽然硬件战力不如日本，多少还有训练出色的优势外，陆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具备，兵力、战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负了百万雄师的虚名，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兵力弱小、装备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具体的交涉事务。1875年台湾事件后，清政府又分别赋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办南北洋海防的责任，负责海陆防务。

　　甲午朝鲜事起，相关外交交涉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职责。朝中有关备倭的主战声音出现后，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驻军责无旁贷地成为战守之军，后人曾称当时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并不为过。

　　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于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须要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更何况当时日本已经下定了要和中国开战的决心，因而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

　　看到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以批评时政、参劾官员为职责，且满脑子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清流言官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军力不足的苦衷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与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设计。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 。所以，言官们对海军的参劾，都避开海军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

　　陆军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为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

　　从小受师傅翁同 思想熏陶的光绪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在对日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

　　7月16日，朝鲜局势日益恶化，言官们连日来力言主战，抨击李鸿章畏缩的攻势在此背景下获得成功，当天清廷发上谕，严辞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2]清廷已不容许就军力问题再作辩白，而直接催逼着李鸿章快快把北洋的军队全部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清流言官们以奏章为武器，不顾军力落后的现实，而将国家政策引导向主战方面时，其内心的想法如何？在冠冕堂皇的文件中，这显然都是为了爱国，然而在私下的书信、会谈中，却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积极奏参李鸿章的言官文廷式、汪鸣銮等人，以光绪帝师、军机大臣翁同 马首是瞻，其意见、谋略多经翁审核，被称为“翁门六子”，是翁同 在朝议中制造舆论、互相配合的重要援军。甲午年当科的状元、江苏南通人张謇也名列“翁门六子”，在他与翁同 的密信中，曾有“丁（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须即拔……似可免淮人复据海军”这样的谋略 。[13]

　　翁同龢的小门生王伯恭听到张謇在翁同 面前大谈“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后，曾向翁同 建言，认为中国军力不足，“力谏主战之非”。对此，翁同 不以为然，嘲笑王伯恭是书生胆小。王伯恭与其辩论，“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 答道，“今北洋海陆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王伯恭称，“知己知彼，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 对王的敌我实力判断并不否认，最后抛出的一句话，令王伯恭恍然大悟：“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即，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检验北洋海陆军，好以此作为整顿他们的理由。）[14]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2—583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页。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7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3页。

　　[5][日]海军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极秘《征清海战史》第四卷，未刊稿影印本，第286—289页。

　　[6][日]海军参谋部：《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1891年版，第42—43页。

　　[7]“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749页。

　　[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2，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4页。

　　[9][日]参谋本部编纂科：《清国陆军纪要》，博闻社，1894年版。

　　[10][日]参谋本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第一卷，东京印刷株式会社，1904年版，第64—65页。

　　[11]“致瀚章兄”，《李鸿章家书》，黄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12]《清实录》5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3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9页。

　　[14]王伯恭：《蜷庐随笔》，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