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灭亡的政治经济原因（明朝亡于经济）
历史网 2023-06-16用户投稿
大明王朝拥有全世界80%以上的白银，而政府却面临无法应对的财政危机，当李自成的农民军逼近北京城时，崇祯皇帝下令各地勤王，苦等21天后，不见有勤王军队，悲愤的崇祯皇帝爬上御花园后的煤山，自缢于一颗老槐树下
崇祯临死前写下遗言：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对于做亡国之君非常内疚，但同时也表达出对群臣误国的痛恨，以及对老百姓的爱护。
一.各地军队为何不勤王，明朝政府的国库究竟空虚到什么程度
1643年12月当时一个叫赵士锦的年轻人，担任工部营缮司的员外郎，接管节慎库。他后来在《甲申纪事》中记载：
“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只千余金…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加在一起，一共四千二百多两白银。
当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学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
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
二.隆庆开禁后，1572-1620年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成为白银帝国
西班牙人在进入马尼拉的数年后，开始把白银从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运到秘鲁海岸，再由海路北运至阿卡普尔科，装载到每年冬末横渡太平洋的大型帆船上。
在1572年的春天，三艘中国帆船满载着精美的中国商品出现在了菲律宾。令这些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西班牙人竟然买下了船上的所有货物。而作为回报，中国人也运走了他们所能运走的每一块西班牙银元。
从此，一船船的美洲白银开始从菲律宾流入中国，而来自遥远中国的丝绸、瓷器则成为了富有的欧洲贵族的奢侈品，使得他们对于中国更加着迷与向往。大明王朝就这样成为了世界工厂。
这就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整个16世纪80年代，每年马尼拉帆船往返太平洋运送的白银约3吨左右。到了17世纪20年代，年均运量已增至20吨。这些白银中的大部分都流入中国，有学者估计白银数量达3亿两左右。
三.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何国库却如此空虚
白银的流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明朝是个高度家族化、集权化的国度，皇族们通过各种手段洗劫了流入帝国的大部分白银。
皇族们洗钱的手法层出不穷，一是垄断盐引，万历皇帝最宠信的福王在太子竞选中失败，被迫外出封藩。他就封时讨要了大批盐引，而且是市场价格最高的淮盐；
二是结合军方洗钱，朱家的贵族们曾经一度垄断了前线大米的供应，供应的价格当然是正常价格的好几倍；
三是私铸铜钱，明朝铜钱一直供应不足，老百姓被迫挖宋朝的铜钱用，大部分王府都私铸铜钱，然后通过铜钱供应量的收紧和放松，造成铜钱与白银比价浮动，吸收普通民众手中的白银。
大明的皇族们没有把白银当做货币，而是把它当成珍珠、翡翠一样的首饰予以收藏，要不然正德皇帝也不会傻到直接用银子盖房子，耗费两千万两白银。大量的白银因此沉睡在皇宫和各王府里。
仅以万历皇帝为例。他死后留下的内库私房钱是个惊人的数字，他儿子泰昌皇帝在位仅仅29天，却从内库拨出了四百万两白银作边防之用，而且都是一百万二百万地给。
明朝自公务员工资改革之后多年，白银才正式走入市场，但数量并不多。白银越少，对铜钱比价就越高，贵族们就越要收藏白银，越是收藏，数量就越少，如此循环，大部分国际贸易进入明朝的白银都被吸收干净。
四.中央年度财政总收入为3500万两白银，但每年中央户部实际收入约400万两白银。朱元璋的财政制度设计是崇祯皇帝困境的根源。
朱元璋农民出身，知民间疾苦。明代初期的税率很低，以田赋收入为主的中央政府只征收不到田地1/10的收入。在明代，中央政府的开支主要是军事、官俸与公共建设。
因为明代有其独有的军屯制度，明太祖颇为自豪的宣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军屯解决了大部分军事开支。
行政方面，明初官员的数量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仅为5488名，1455年，京师任职的文官1520名。
至于公共建设，除了修筑明长城、修宫殿、维护大运河外，明政府并没有进行太大规模的公共建设，这主要靠“免费”役力，所需资金很少。
为了征税方便，朱元璋编制了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和土地证。统计结果：户籍1000多万户，人口6000多万，土地面积近860万顷。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政府税收大大增加，达到3.2亿石（注意是粮食，折合白银2000万两）。按照朱元璋的祖训，这笔钱不能再增加。
赋税还有一个“役”的收入。老百姓除了上缴田赋外，自身还要服役，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役”成为了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开支，基本上是维护驿站、提供人身作为差役、军役等等。
劳动力和技术都是免费供国家使用的，政府对“役”只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从皇帝到官员往往征用免费劳动力做私人的事情，这类责任又往往加诸于穷人和本分人身上。“役”是一种额外的征派，不定期，又无法抵制。
根据黄仁宇的计算，役折合成银两约为1000多万两。
除了田赋正税和役之外，还有一些工商业收入、盐的专卖、矿银收入、国际贸易收入等等。这些收入大约有380万两。
据此计算，明代的年度财政总收入约为3500万两白银。那么，这么大一笔数目，为什么到中央户部只有400万两呢？
因为田赋和役并不是以白银的形式体现出来，其中3100万两白银都只是粮食和劳动力。在明代，交通极不发达，粮食运输很困难，途中的损耗也极大。出于现实考虑，大部分的粮食并不是集中于中央进行再分配，而是就近原则分配。
直到明代中后期，粮食和劳动力才慢慢折合成银两。但分配原则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到达中央的资金仍旧很少。经过多次改革后，在张居正时期，把税粮这部分折合税银，真正到达户部的约300多万两。盐课、工商税等收入也同样，到达户部约为40万两到80万两之间。
所谓户部太仓库年收入大概只占到了帝国全部税收的12%而已。即便是最牛的张居正改革（1572-1582），积十年之功，也只给户部太仓库留下600多万两银子，其余的则是给万历皇帝留下可供九年用的粮食。这些家底都给“万历三大征”消耗掉了。
五.随着皇族等特权阶层的壮大，土地兼并加剧，军屯制的破坏，本来就非常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早就不堪重负
1.明末出现非常严重的“天下养朱”现象。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朱元璋时期宗室总人数只有58人。到万历23年（1595），明朝宗室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5.7万人。这一数字到了崇祯年间又有大幅的增加。
朱元璋用粮食为单位规定宗室的待遇。亲王每年10000石，郡王每年2000石，往后依次递减，即便到最低级别奉国中尉和乡君每年都会有200石的俸禄。
明朝1石相当于现在180斤左右，明朝正七品官员（一般是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长）每年的俸禄只有90石。
万历初年全国每年的田赋总额约两千三百万石，光供给宗室的俸禄就多达八百多万石。
据《皇明经世文编》中的记载“二省之粮，犹不足供宗室禄米之半”。这里的“二省”指的是产粮大省山西和河南，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居然不到宗室俸禄的一半。从这些数字可以看，从万历年间开始，宗室已经严重拖累了明朝的财政。
2.土地兼并使得国家纳税土地和人口大幅减少，中央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
明朝善待读书人，只要考上举人就会免除土地赋税，因此，考上举人的读书人会大肆圈占土地，而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往往将土地挂靠在举人的名下，从而逃脱交税。
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士，占田也动辄达万亩，最突出的是藩王占田，万历时，福王封藩河南，明神宗一次就赐给他田地200万亩，河南田地不够，“并取山东、湖广田之”。
天启时，明熹宗下令拨给桂王、惠王、瑞王和遂平公主、宁国公主的庄田，少者70—80万亩，多者300万亩，各州县以致无田可拨，于是勒令各地人民分摊银租，叫做“无地之租。
经过大明王朝200多年如此恶性循环，大明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归于不用交税的特权阶层身上，而承担着全国大多数税收的却是只占少部分土地的自耕农。如此庞大的压力，使自耕农乃至小地主阶层逐渐破产，沦为流民或佃农。
因此，国家的财政税收越来越少，而特权阶层却越来越多。这些特权阶层像蚂蝗一样，趴在大明王朝的身体上肆意吸血，他们越来越肥，大明却越来越瘦弱。
3.年例银军饷制度打破军屯神话，成为中央财政开支的大头。
明朝立国初期本无的军饷制度——年例银。孙承泽曾概言:“国朝自洪、永以来，原无年例。年例自正统始。…总计弘、正间各边年例大约四十万而止，在嘉靖则二百七十余万，业已七倍，至今日则三百八十余万，且十倍之。”
军屯的存在是建立在对军籍户口残酷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当全国的统治稳定下来后，军籍就开始逃亡。明英宗时期，逃亡的军人达到了120万，占据当时军队的一半左右。军户的逃亡，必然导致大量的屯田荒废。
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说：“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许多地方的官僚就乘机吞并军屯土地。于是，军屯的收入就逐渐减少了。没有了军户，国家就需要大量招募军队，形成了募兵制，募兵制需要更多的军费支出。
明朝后期军费开支常年占中央财政支出的70%以上，在万历四十五年甚至高达92%。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支撑这样的财政开支。更何况是明朝初期的财政设计并没有考虑到此项军费开支。
六.1630年代，国际贸易危机引发白银流入中国速度锐减，加剧崇祯朝的财政危机
1634－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决定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福建商人的白银收入。
1639年夏，日本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中国带来大量白银。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也大大减少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最后发展为暴力冲突，约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于冲突。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
就在1639年夏，危机病得更加严重时，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无论这次征税多少，许多人已无法找到足够的白银，旧税都交不了，更不用说交心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必须从民间榨取更多的白银。
17世纪4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严重通货紧缩，东南地区的银价猛涨，许多商品价格直线下降，跌到无法想象，这导致货币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对更坏的日子。
最终，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导致的结果是朝廷每征一两银子的税，逼反十个农民，却又要用上百两银子的费用去去镇压。大明王朝的财政就这样跳进了一个恶性死循环，这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大明王朝加速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我是小白说华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前言
明朝从1368年朱元璋称帝到1644年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而结束，享国祚276年。曾经盛极一时的明朝最终走向了灭亡 。对于这个曾经强盛的王朝为何会走向灭亡，史学家们争论很大 。它灭亡的原因比较复杂，明王朝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正如黄宗羲后来总结的道理一样，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决定的。
今天，就明朝灭亡的经济原因来做一个分析。
原因一：明朝不良的财政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的是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是很高，要知道同期日本税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但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是归于地主豪族的，它的实质是负担转手。
-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但却造成了国用的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就屡为财政问题所困扰。
-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钱的不足，没有钱来安置起义的难民，而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 明朝后期所加征的“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更是直接导致矛盾剧烈激化，加速了明朝灭亡的步伐。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大明朝廷因为军饷不足而延误了调兵入京救援之机，足可见危害之深。
以上的这些均与明朝出现的财政危机息息相关。
至于有的人说崇祯皇帝内府有千万两巨银，这实属无稽之谈。从常理上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还有钱财，又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之机。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而现有可靠史料也证明，李自成入京城之时，大明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那么，明代的财政危机为何此严重？
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明初建立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障了军费的高额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收粮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也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就占了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朝中叶以后便逐渐被破坏了，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
“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来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正德后都是由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以后，朝廷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财政来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幅度降低了。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费了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达200万两。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大明财政的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如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担忧。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在天启、崇祯年间体现了。
故此，明朝中后期不良的财政管理，是明朝灭亡的一个经济原因。
原因二：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明朝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一个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遭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们的强烈抵制。这种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相对抗的程度。
-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 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 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的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本文这里指的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朝中后期，新经济因素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且其程度非常的发达，因为此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它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新经济因素是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发达的农本经济带来的副产品。而土地的大兼并酿成了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直接结果就是摧毁了脆弱的新经济。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的发展再次受到了限制。
总之，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很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循环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原因三：全国范围的大面积灾害对农业生产、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关相关资料显示，明朝从万历四十七年开始一直到崇祯十三年，这段时间里明朝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当时自然灾害主要有：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震灾、雪灾等等。在这些自然灾害中最为经常发生的就是旱灾了，这对于当时的农产生产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据统计，崇祯年间的旱灾使得当时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这样持续多年的饥荒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明朝末期的动乱是从陕西开始的，其实陕西是当时受到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当人民生存不下去的时候，而明政府又不管不顾，人民只能揭竿起义了。以至于当时李自成也打着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的旗号来起义。
从现代角度来看，陕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受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天灾频发，其中旱灾最为严重。
天启七年，陕西发生大旱， 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其中陕北受灾程度最重。崇祯三年， 灾区扩大到全陕。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仇者，有夫鬻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 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豎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连年的自然灾害必然导致一系列的经济问题。
首先是灾后物价上涨。明末连年大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粮食歉收导致粮价飞涨。陕西以前的米价每石不过一两银子，到灾后增加了好几倍。
其次是加派税收与人口逃亡。明朝本已有专供御辽军费之用的“辽饷”，到天启年间又有关税、 盐课的加派及杂项的增加。甚至在灾情惨重的地区，政府已经派遣大臣前往赈灾，而州县官吏仍然向民众征收。民众逃徙之后土地荒废，官吏仍责令现存的民户代纳所欠。民众怕被荒田之税所累，索性连熟田也抛荒不耕了。
吴焕在《请抚恤三秦疏》中证实，陕西的很多州县，如耀同、宜中、宁真等县人民，“自遭大荒、大乱、 大疫之后，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六七。”大量的人口逃亡，最后必然导致地方行政的瘫痪。
万历、天启年的政治腐败积习已久，再加上崇祯时的连年大灾，使得大明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度的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绝境。
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等地的加赋都较重，人民早已不堪重负，再加上重灾的影响，民变之所以发动于陕西、山 西，继盛于河南、湖广即是由于此因。
毋庸置疑，自然灾害的大规模群发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可谓是“禾稼不登，人皆相食，或食草根树皮，饿死者十之九。兼以流贼纵横，土寇劫掠，百姓皆弃田土而去，榛芜遍野，其城堡乡村居民甚少——明之国势已如此矣。”
可以说，是自然灾害这一看不见的强大敌人，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拖垮了明朝的社会经济，为清军入关创造了 “大树自扑”的必要历史条件。
结言
综上所述，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出现的不良财政管理，新资本主义经济与旧国本经济的冲突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给明朝的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它使得明朝走进了一个“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是导致明朝走向灭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是小白说华史，以上均属个人观点，欢迎点评、建议。
明朝灭亡的最直接原因: 就是明朝财政枯竭！
还要了解为什么明朝为财政枯竭。就需要了解明朝实行的一条政策就是士绅不纳粮。
士绅不纳粮
明朝政府在中后期，有一条政策规定，只要有功名的，包括考中举人，秀才和生员都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譬如他们家的田产可以不交税，在政府组织的修桥补路或者派给酝酿任务的时候可以不用出劳役。这样有些民户为了躲避税负，就把自家的田产挂靠在这些举人和秀才生员身上。日积月累，就造成了政府征收税賦对象的严重流失和枯竭。
所以当时明朝那些富的流油的商人官员是不征收税务的。而真正被征收税负的则是那些普通人民。
各地封王，加重明朝财政危机
明朝自朱元璋起开始分封子弟为王。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每年要消耗大量的政府钱财来供养这些王室，而这些王室在地方通过巧取豪夺，也大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农民被迫沦为佃户和流民。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各地的藩王，坐拥巨额财产，在中央财政困难需要用钱来武装军队，抵挡外敌入侵和平定内部农民工起义的时候就一毛不达。最后全部便宜了农民群和清朝统治者。
关外满洲的崛起
自万历末年，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逐渐发展了，他们兼并周边一些部落势力迅速发展壮大。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建立后金国。消息传的明朝后。经过朝廷的准备，1619年，明朝派杨镐为经略使讨伐后金，号称47万向后金发动进攻。
面对明朝的进攻，清朝统治者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对明军各个进攻方向，各个击破。”双方在萨尔浒展开大战，明军全线溃败。从此明朝军队丧失了进攻后金的能力。由战略进攻选为战略防御。
后金军队在努尔哈赤和后金统治集团的带领下，一路向明朝辽东地区大肆进攻。先后攻占辽阳，沈阳，重新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
因为辽东战事不顺，明朝政府需要在辽东驻防大量的军队来抵御后金的进攻，所以您朝政府就加派辽饷！加快了想的结果，使得本来就处于温饱线上挣扎的明朝普通百姓日子更加过不下去。
小冰河期成为压到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末遭遇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小冰河时期，大概时间段就是从万历晚期到清朝雍正年间。
这段时间气候异常，整个陕北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国家在这个时候加派辽饷，地方士绅和官府的敲诈勒索，使得一些活不下去的农民挺而走险开始造反。
陕北的农民起义:有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几大代表。特别是闯王高迎祥战死以后，李自成接任闯王的旗号，和八大王张献忠一起共同领导农民起义兵。他们采取流动作战，避实就虚和明朝政府军纠缠。
清军和农民军的配合
我们细看明末这段历史，关外的皇太极和农民起义军在相互配合问题上还是有几分默契的:清朝崇祯初年，面对农民起义军愈演愈烈，颇有壮大之势。明朝政府任命洪承畴为延绥巡抚，三边总督，带领明朝边军开始剿灭西北农民起义军。洪承畴带领明军主力连战连胜。很快农民起义军就被赶出陕北，冯永向河南，湖北逃窜。
看到洪承畴的才能后，明朝政府再次任命洪承畴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家河南，陕西，安徽，湖北，四川，湖南五省总督！专门剿灭农民起义军。洪承畴带领明军在临潼，与其军主力展开血战。俘获闯王高迎祥，时李自成只剩18骑入商洛山。
就在李自成即将被消灭的时候。关外的皇太极带领清军从陕西绕道关内，直接打到北京城下。虽然后来被迫退兵。清军入关的行动，给了农民起义军测应。使得明朝政府及调洪承畴部主力进入河北地区以加强京师附近力量。
从此以后直到松锦大战，洪承畴被俘。他也再没能回到剿灭农民军的战场。
总结
明朝的灭亡，有种种原因:明朝本身政治腐败，内部矛盾尖锐:朝廷官员内部党争伐异，消耗了明朝太多的机会和资源；拥有巨额财富的官绅和商人，却不被征税，其中山西沿边商人向后金倒卖战略物资粮食武器；统治者却指向生活的贫困线下的普通老百姓征收赋税！
明朝的灭亡，实际与后金和农民军之间相互配合，使得明朝政府有限的军事力量，在国内镇压农民和辽东抵抗外后金的战场来回调动疲于奔命。
试想:如果明朝内部稳定，后金怎么也不可能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