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的失败与迫切的复辟

袁世凯称帝

　　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政治事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点上，冲撞在了一起，在历史中往往常见，而难以说清的，却是两个事件的前后(因果)关系(或者没关系)。中日“二十一条”(即《中日民四条约》)的外交交涉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就属于此类事件，这是1915年1月至5月。如何理解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袁世凯卖国以求日本“支持帝制做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或两者之间全不相干，这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历史方式。

　　从时间序列来看，1915年的1月—5月，也就是二十一条争议与签订过程中，同样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准备阶段。二十一条签订的过程中，袁世凯授意顾维钧将日本要求保密的条件内容，向英美的报纸泄露，以求外援，甚至连每一轮会谈的内容，都不断地向外界释放。也由此，这一次会谈，几乎是一次公开的谈判，国内舆论随时关注二十一条谈判的动向，并不断给中央施加压力，各地兴起了储金救国运动。由此，二十一条的谈判，不再是一个高度保密的谈判，而是一个公开的谈判，谈判之成败得失，事后都整理成文件。相对于二十一条谈判的公开性，秘密的帝制筹备活动，其隐蔽性则高得多，其人员，主要限制在袁世凯嫡长子袁克定小圈子内部，外人难以确知。袁克定在是年元月，就开始了秘密的帝制筹备活动，这在梁启超书中。

　　1915年1月，袁克定在小汤山与杨度宴请梁启超，批评共和之弊甚力，透露变更国体之意图，梁以为“改号事并非如此亟亟，尚有余日回旋”，仍按原定计划，“二月半南下，在沪小作勾留，便归粤为老亲介寿”。四月末，梁启超在准备返回广东之际，因帝制运动之传闻，已经沸沸扬扬，遂致书袁世凯，劝其慎重对待国体问题，“明誓数四，口血未干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今天下？”梁启超言辞委婉，但意思甚为明确，袁世凯一旦复辟帝制，将引发内乱。同在四月下旬，梁启超会晤冯国璋，告知袁世凯帝制之谋。无法确证的是，孙中山一派的海外中华革命党人，在1915年年初，对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之批评，此起彼伏，对中华革命党人的消息源不可确知，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日交涉与秘密筹备帝制，这两者在时间上互相重叠，在史实上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剩下的问题是，袁世凯帝制运动与二十一条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从1915年中国政治局势变化的角度来看，二十一条的谈判，是上半年国内政治运动的中心，而迟至下半年的八月，随着筹安会的成立，帝制运动才进入其高潮与实施期。仅从时间序列上来说，两者之间发生的更大关联，是前者对后者的关系(因果关系)，孙中山在1915年3月10日，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把袁世凯的卖国和称帝勾当联系起来，号召革命党人坚决进行反袁斗争”。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激进派亡命海外，温和派随着议会在1914年的解散，也失去了北洋政府中的立足之地。孙中山一派中华革命党人的消息源究竟出自何处，是个极大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性，还是来自国内的谣传，不如梁启超一般，接近真实的消息源。吊诡的是，孙中山对于袁世凯要称帝的判断，半年之后即应验。由称帝反推二十一条之谈判与签订，更加强了革命党人的历史叙事逻辑：袁世凯卖国以取日本之支持帝制自为。这一说法，为部分相当权威与重要的史书所接受，如李新等所编著《中华民国史》、白蕉所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之失败，在政治观点与行动上，日趋激进，对袁世凯之批判，相当之激烈。1914年袁世凯《中华民国约法》出台之后，大总统之权，从宪法规定上，远超英德两国君主之权。革命党人以此推论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政治野心，并不意外。但在二十一条交涉之际，直接将其与帝制相挂钩，甚至引起较为的温和一派的原国民党人的反对和异议。原因很简单，因为彼时，帝制运动，尚未发生。不能以1915年3月“莫须有”之帝制，推论袁世凯之“卖国”。

　　今天，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过程，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反正”了。简而言之，那种简单认为袁世凯为卖国贼，以丧权辱国协定换取日本支持洪宪帝制的说法，在完整的史实链条面前，难以自圆其说，条约本身长期被学术界论定为“二十一条”，也是以讹传讹，实际上在最终签订的条约中，涉及日本侵害中国主权部分，已大大削弱，只有满蒙和福建利益遭受损害，已属万幸。更有袁世凯传记作者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过程及其结果，彰显了袁世凯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尽显枭雄本色，乃是“弱国无外交”格局下的极大成功。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袁世凯的整个政治生涯，也可能得出这一意见，没有理由论定仇日的和为日本所仇恨的袁世凯在1915年就能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轻易倒向日本，作无益的卖国。也就是说，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论，既缺乏主观动机，又缺少史实的支撑。

　　以史料的拓展为历史提供进一步的陈述，赋予“同情之理解”，当然有其必要。但无论如何，“二十一条”留给国人的，仍旧是屈辱感。这一悲情的历史基调，并不会因为主事人的外交的努力及事后的悲怆陈词而改变。这一论述，撇清了袁世凯卖国的嫌疑，但却不能进一步申论，二十一条与后来的帝制无关，或者，没有任何历史逻辑上的牵连。

　　从上述的两种相反的意见来看，中华革命党人将二十一条作为袁世凯换取日本对其帝制赞同的论述缺乏有力的史实支撑，而反对者也难以得出外交问题与帝制无关的结论。那么，二十一条到底和日后的帝制运用有没有关系？于此，我们不妨来看看著名的帝制理论家的意见。

　　杨度在1915年著名的为帝制鼓吹的文章《君宪救国论》中，就提出，“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杨度此文，作于1915年的四月，国内救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洪宪帝制的理论家杨度却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是与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尽管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1915年杨度和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有过关于帝制问题的讨论，却也能说明当时以袁克定为中心的帝制酝酿过程中，是把外交失败归因于共和之无能。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亲笔题字，赐杨度“旷代逸才”。此时，《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仅有一周，墨迹未干。

　　在此，二十一条之交涉过程与帝制运动这两个毫不相干、偶然堆积在一起的历史事件，发生了一种隐晦的关系。最低限度，在1915年以袁克定为中心的帝制派心目中，因为二十一条发生以及袁世凯政府蒙受屈辱，帝制运动变得更为迫切，国家之命运前途，有待于国体问题的解决。尽管事实并非如革命派所言以退让换帝制，但确确实实，一个屈辱的外交条约，成为了帝制运动的助推力。应当说，革命党人是在消息不确、事实不清的前提下，用截然相反的逻辑推论抵达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真理”。

　　帝制派通过“二十一条”谈判这一屈辱的过程意识到了实现帝制的迫切性，但帝制派仍不是多数派。帝制能否成功，不取决于帝制派的念想，更应当有大多数政治派别(或强力人物)的同意与支持。二十一条交涉恰好与帝制预谋重合，其实是一个微妙的观测角度，通过这一事件，观测当日其他政治派别对政府失德行为(屈辱之外交条约)的态度，能进一步了解在下一个更为重大的失德行为(失信于人，变共和为帝制)中，这些派别将采取的态度。1915年，袁世凯政府从外交屈辱到复辟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政治上或被动(二十一条)、或主动(复辟帝制)堕落的同时，能否守住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政治大同盟，这才是袁世凯政府能否延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