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理解《北京条约》

　　1872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北京条约》订立后，清政府成立了专办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

　　由于英法联军不愿顾及中方感受执意焚毁圆明园，负责交涉的恭亲王极端愤怒，差点拂袖而去，离开北京，终止交涉。

　　对于恭亲王的想法，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耐心劝阻。他告诉中方：英法就是逼着中国接受《天津条约》，就是公使进驻北京。假如恭亲王不谈了，交涉终止，战争不会结束，中国必须承担更大损失。丢掉和谈机会，对中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俄国公使的说辞深刻影响了清政府。1860年10月15日，咸丰帝下达几道命令：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总统各省来京援军，做更坏打算；令恭亲王尽快派恒祺前往英法营地，弄清情况，假如两国仍遵前约，即可画押换约。如英法节外生枝，再事要求，那就让胜保厚集兵力，放开手脚大打一场。

　　根据咸丰帝指示，恭亲王适度变通，在与英法公使额尔金、葛罗直接交涉同时，商请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居间调停。

　　伊格纳切夫接受了中方邀请，迅即从通州赶往安定门外，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举行会晤。伊格纳切夫劝说两国应设法与中国讲和，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为此，伊格纳切夫参与了两国公使致清政府最后通牒的起草。

　　英法两国公使准备画押换约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朝廷，咸丰帝10月17日明白指示恭亲王及留守北京的王大臣积极行动，准备画押换约。咸丰帝对于联军占领北京毫无心理准备，他觉得英法此举羞辱了中国，是奇耻大辱，因而他的指导思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联军尽早撤兵。所以，咸丰帝利用一切机会、理由要求恭亲王抓住机会，从速进城，画押换约，让那些令人讨厌的英法人离开北京，以定人心。

　　有了咸丰帝的指示，又有俄国公使居间说合，恭亲王与额尔金、葛罗两公使通过外交照会就善后逐项问题进行了讨论，中方同意按照两国要求抚恤在这场战争中“被难”和“受刑伤”的人；同意两国提出的其他要求。中方惟一要求是联军必须尽快离开北京。

　　恭亲王和中方的态度让英法两国公使和军事当局心满意足，渐渐地，他们也认为应该与中方尽快达成相关安排，让联军早点离开北京，尽快恢复北京的平静，不要让中方对英法过分反感，毕竟画押换约后还要打交道。

　　中方与英法两国外交官的技术谈判紧锣密鼓进行，只有极个别问题尚未解决。10月21日，恭亲王致函额尔金、葛罗，请其预定画押换约时间。

　　对于恭亲王的姿态，额尔金、葛罗相当满意。22、23日两天，中国代表恒祺、崇厚等与英法两国代表就续增条约密集协商。英方提出增加三条：一、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二、续增条约请明降谕旨颁布；三、中国人赴英无庸禁阻。法方提出增加两条：一、照道光二十六年谕旨，准军民学习天主教，给还各省教堂、学堂、茔坟、田产、房产；二、准华民出口。

　　对于这些新要求，恭亲王全部照准，没有丝毫犹豫。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谈判进程。英法两国公使对此似乎很不好意思，同意用最快速度与中国签约。

　　一切都布置完成了，签约仪式即将进行。就在这个时候，英军司令格兰特接到法国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埃的报告，说他从许多可靠的中国教徒那里听到，在额尔金和英国军队将要经过的地方安放了地雷，而架在城墙上的大炮已对准选定签约的大楼。马埃还说，中国有大批军队驻扎在城西。

　　从今天的观点看，马埃说的这些情况只是传言，清政府并没有准备在最后时刻反悔，更没有准备其他行动。但格兰特从自己的职责考虑，以为这些传言有一定可靠性，于是派遣普罗宾少校带着两个非正规骑兵团去侦察。很快，英国人看到了用壕沟围住的营地，边上还有步兵拿着火绳枪巡逻。根据格兰特的说法，普罗宾已掌握了必要情况，如果此时双方冲突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于是很明智地决定撤回，通知格兰特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防不测。

　　突如其来的情报打乱了签约安排，原定于10月24日早上的中英《北京条约》签约仪式只能推迟。格兰特派拿皮耳率第二师占据了通往礼部的主要街道。此外，格兰特还在安定门部署了一个野战炮连，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在作了这些准备后，英国公使额尔金在格兰特和参谋部人员陪同下向北京出发，两支军乐队作前导，四百名步兵和一百名骑兵浩浩荡荡列队前进。额尔金乘坐一台装饰华丽的轿子，格兰特跟在身边，前往三英里外的礼部。

　　根据格兰特的描述，北京的大道宽阔漂亮，但路面状况非常糟糕，大街中央的路面稍高，坑坑洼洼，两边是小径。坑洼和积水使人难以通行。道路两旁挤满了男女老少，但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敌意。

　　额尔金一行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礼部大门，穿过院子，走在修铺好的路上，在门口碰到了正在那里迎候的恭亲王。恭亲王身后簇拥着约五百名官员，有些穿着王公的丝绸礼服。

　　恭亲王走上前来双手抱拳，行中国礼，但额尔金却只高傲而轻蔑地看了恭亲王一眼，微微欠身，以示回礼。恭亲王对额尔金的无礼并没有计较，而是以绅士风度继续进行预备中的议程。

　　陪同恭亲王的是恒祺。恒祺是此次交涉的中方特使，外表看上去苍老柔弱，但显然是一位非常聪明、头脑清楚而又有良好教养的人物。

　　中英双方代表被安排在左右两边最体面的椅子上坐下，条约就放在钦差特使面前。在谈了几个问题后，恭亲王批准了先前签订的《天津条约》。

　　在签约过程中，不知疲倦的英国摄影师贝·阿托急于要拍摄一张签约仪式的照片，他将照相设备放在门口，把镜头对准忧郁的恭亲王。恭亲王抬头一看大惊失色，面如死灰，他看看额尔金，又看看格兰特，似乎在猜贝·阿托手中的这个大家伙会不会把他的脑袋炸掉。那架相机看起来确实像一种迫击炮，贝·阿托扛着这架相机确实像准备开炮。

　　人们急忙向恭亲王解释贝·阿托并无恶意，他只是为了给王爷拍张照片。这时，恭亲王才慢慢缓过神来。

　　签字仪式很快就结束了，中方准备了茶点，但额尔金拒绝了邀请，鞠躬行礼后迅即退出。

　　中英《北京条约》共九款，主要内容为：一、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二、割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即尖沙咀)给英国；三、准允华人赴英作工；四、赔偿英国兵费八百万两。

　　中英达成协议的第二天，10月25日，法国公使葛罗进入北京城，入住贤良寺，与恭亲王在礼部将中法《北京条约》画押，并互换了两年前的《天津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为：一、允法籍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赔还以前所没收的天主教堂、学堂、茔坟、田产、房廓，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二、准允华人赴法作工；三、增开天津口岸；四、赔偿法国兵费八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