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把兵权抓在皇室手里反而导致了清朝灭亡？

袁世凯在1915年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军队要在皇室手里”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当然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当然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

　　载沣把袁世凯驱赶回乡，逼使后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韬光养晦，这是其权力攀上顶峰的标志，也是他决心要干一件大事的开端。开端似乎很成功很顺利，袁世凯猫在乡下装作以垂钓赏雪打发光阴，北洋武人发了几句牢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哗变，但成功的开端却隐藏着失败的结果。当武昌枪响，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旗人荫昌奉命率军前往镇压，而袁世凯的旧部均不听其号令时，载沣还是得把袁世凯请回来。尽管时移势异，这一次，再回来的袁世凯的要价比当初高出了许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来救命的“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后恭地请回袁世凯，实为万般无奈之举。袁世凯势力在清末逐步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实不仅被载沣等满人视为大忌，另外一些忠于清廷的汉族大臣也对他充满了疑虑。

　　曾为军机大臣做秘书的高树所撰《金銮琐记》录有一诗，专门写袁世凯当年进京的气派，诗曰：“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诗后自注：“项城（ “项城”为袁世凯的郡望，编者注。 ）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两相国”，就是两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和瞿鸿机。当时慈禧犹在，袁世凯会不会像东晋权臣桓温一样威胁皇室，已经是有眼光的人们挥之难去的阴影。现在，袁世凯刘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权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当年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更加尖锐更为紧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的时候，中外朝野都在严重关切袁世凯下一步的动作。但袁世凯却还在发挥他的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