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死因和大明王朝国运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关系？

明王朝的胡惟庸之死被称为“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是“洪武四大案”之一，而在“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和“空印案”这四大案之中，“胡惟庸案”牵涉面最广，杀人最多，除了胡惟庸被诛九族之外，案件还牵涉到李善长、宋濂、陆仲亨等开国功臣，朱元璋还以胡惟庸通倭罪名大肆杀戮，前后诛杀的人员多达三万多人。

“胡惟庸案”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专权暴道、杀戮功臣的典型案例，是中国古代皇帝为维护专制皇权而采取的暴虐政治措施，是古代政治冤情扩大化的典型事例，是古代帝王残暴政治手段的最露骨的表现。

朱元璋除掉胡惟庸之后，立即取消了左右丞相之位，废除中书省，将中书省的政务交由六部分理，而令六部直接归皇帝统领。接着，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作为顾问、秘书。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专制皇权。胡惟庸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丞相。

显然，“胡惟庸案”及其随后的撤相政策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朝廷的治理方式，对明朝乃至中国后期的封建政治生态产生了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胡惟庸（剧照）

那么，“胡惟庸案”是怎么产生的呢？它对明朝后来的政治生态和国运兴衰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胡惟庸任相，大权在握，独断专行

胡惟庸（？—1380年）是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与李善长同乡，与张昶是挚友。龙凤元年（1355年），胡惟庸在和州加入了朱元璋阵营。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等职。吴元年（1367年），被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洪武三年（137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洪武六年（1373年），经同乡姻亲、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的推荐，被朱元璋命为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自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中书左丞杨宪被朱元璋杀了之后，胡惟庸就因为有才能、善理政而得到了朱元璋的宠信，胡惟庸极力奉承朱元璋，在朱元璋面前处事十分谨慎，但是，他执掌中书省之后，逐渐专权，从各方面肆意擅政。

比如，他独自把持生杀废黜大权，朝臣的一些奏章，他经常不呈报朱元璋而独自决断，他经常先审阅各部及地方的奏章，审阅之后，如发现对他不利或告发他的，便扣下不上呈，堵塞了皇帝的视听。

再如，他把持官员的升迁大权，致使各处热衷功名之徒，或失去职位的文臣武夫，竞相奔走于胡府，贿送金帛、名马、珍宝等。他利用其所掌握的人事权，肆意受贿，贪赃枉法，敛财聚宝，权力熏天。

又如，因朱元璋的大谋士刘基上书皇帝，认为胡惟庸不宜为相，胡惟庸便怀恨在心，当刘基生重病时，胡惟庸趁奉旨带医生去为刘基看病时，对刘基下毒，致使刘基在不久之后便去世了。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奸诈行为深恶痛绝，胡惟庸便设计想收买徐达的守门人福寿，图谋残害徐达，还好福寿忠诚，揭发了胡惟庸的阴谋，徐达才免于受害。

胡惟庸任相七年，极力打击朝中异己，肆意培植朝中朋党，特别是培育淮西集团的朋党势力。淮西集团原是支持朱元璋征战天下、建立明王朝的核心力量，它崛起于元末割据之际，形成于明朝肇建之中，在长达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淮西将臣曾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功绩卓著，淮西集团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而李善长、徐达成了淮西集团的领袖人物。但是，朝明建立之后，淮西集团不但与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也逐渐与朱姓皇室产生了矛盾。

胡惟庸是淮西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为相的，他后来成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表人物，一方面，胡惟庸依靠淮西集团势力在朝中专横霸道，排除异己；另一方面，胡惟庸也利用他的相权，壮大淮西集团的势力，使淮西朋党势力不断膨胀。

从朱元璋立朝开始，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朋党的势力就比刘基为首的浙东党势力大，尽管淮西、浙东两集团的成员都一样尽力辅佐朱元璋征战天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对淮西党更重视，比如，在谋略方面对朱元璋立朝有重大贡献的刘基，因为属浙东党，在朱元璋开国大封功臣时，他只是被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属于淮西党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岁禄4000石。其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胡惟庸任左丞相的后期，淮西集团的朋党势力大肆膨胀，达到了顶峰状态，朝中由胡惟庸把持朝政，而功臣元勋中有李善长在发挥重大影响，加上胡惟庸擅权揽政，在朝中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甚至干扰了朱元璋的皇权专制，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于是，而当朱元璋感到威胁时，胡惟庸也就危险了，这就是“胡惟庸案”的症结之所在。

有哪一个嗜权如命的皇帝能容许朝中权臣独断专行？何况是深谙帝王权谋、杀伐十分果断的朱元璋，他能允许胡惟庸所掌控的相权造成皇权旁落吗？

朱元璋与胡惟庸（剧照）

第二，“胡惟庸案”的不同说法：胡惟庸是造反还是过度专权？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副其实的丞相，在他之后，中国封建王朝的“丞相”职位就消失了。胡惟庸是明王朝最有权力的丞相，是利用汉朝丞相制度的权力优势挑战皇权的一位权臣，他的死以及他死后丞相制度的消失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态产生巨大影响，而他作为丞相挑战皇权是他的死的根本原因，他专权擅政是事实。只是，关于“胡惟庸案”的却有着不同的说法，关于胡惟庸是造反还是过度专权历史的记载并不清晰，存在着很大矛盾，所以对胡惟庸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胡惟庸是造反还只是专权，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请皇帝到他旧宅中观赏醴泉，但被认为是设局谋，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丞相胡惟庸称说在他的旧宅的古井里涌出醴泉，被认为是祥瑞之兆，他借此想奉承朱元璋，上呈报告，邀请朱元璋到他的旧宅中去观赏。朱元璋很高兴，欣然前往。可是，当朱元璋走至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突然紧拉住马缰，紧张得说不出话，云奇指着胡府旧宅方向。朱元璋感到事很蹊跷，心生疑虑，于是，他立即返回。后来，他令人登上宫城观看，随即发现胡惟庸旧宅上空有尘土飘起，恐府中藏有兵将。朱元璋认为胡惟庸是以观泉为由，想引他至胡府中，弑君谋反。随后，朱元璋十分愤怒，立即采取行动，他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令御林军入胡府逮捕了胡惟庸，并连同左御史大夫陈宁等一起斩杀了，还诛灭其九族。胡惟庸被诛杀之后，后来还牵连了胡惟庸的一大批友好、党羽和下属，成了明初的一大案。

可是，这一说法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其一，经历史学家考证，正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太监拉缰绳从而阻止朱元璋进入胡家这一事件的记载，更没有太监云奇这样一个人，所以，疑是史书作者捏造的；其二，胡惟庸要谋反，一定是很隐秘的计划，一定会筹划得很周全，不会让埋伏的士兵引起尘土而暴露目标的，再说，朱元璋是一个极有警惕心的皇帝，在他决定到胡府去之前，一定会事先派人至胡府去探明实情，不会贸然决定前往胡府的，半路折回的说法太牵强了。其三，即便是真有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到他旧宅中观泉之事，但凭看到尘土飘起便断定胡惟庸谋反也很难令人信服。所以，这一说法扑朔迷离，并不能以此来断定胡惟庸谋反。

第二种说法是：培植党羽，心怀异志，通倭寇，图谋造反。

胡惟庸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培植党羽，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归来，擅自乘坐驿车，有人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责其擅驿车，认为战乱刚过，驿站马匹难得，若皆如吉安侯私用车马，民众就得卖儿女来赋税了。于是，责令吉安侯至代县捕贼，以抵罪过。另一次，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但他整日里沉溺于酒色，朱元璋得报后勃然大怒，责令其前往西北招降蒙古兵，但他却无功而返，受到朱元璋的严厉斥责。这两位侯爷心里十分害怕，胡惟庸便暗中乘机威逼利诱他们，秘密与其交往，并趁饮酒时与其密谈，暗示他们胡惟庸正做着非法之事，暗中指令他们悄悄收集兵马。这表明胡惟庸有异心，正在做准备。

此外，胡惟庸曾与左御史大夫陈宁在中书省中阅览天下兵马簿籍，暗令都督毛骧将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收为心腹，暗示他们将来能用得着他们。还有，胡惟庸唆使李善长之弟、胡惟庸女婿李佑之父、太仆寺丞李存义，去秘密游说李善长，拉他一起谋事。李善长起初拒绝合作，之后便默许了。

更有甚者，胡惟庸筹划着暗中派明州卫指挥林贤去招引倭寇，与其约定日期相会，又想派元旧臣封绩致书元朝，向元朝嗣君表示愿意称臣，其请其出兵呼应。胡惟庸正谋划这些事时，胡惟庸之子坐马车急驰过市，坠落而死。胡惟庸私自处死驾车人，朱元璋大怒，命胡惟庸偿命，胡惟庸请求赔金帛给驾车人家属，朱元璋不准。胡惟庸担心被处死，于是，他便与左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图谋起事，并密告四方亲信臣僚，做好准备。

不久，占城国来进贡，胡惟庸秘密接待，不上报朱元璋，被宦官得知，奏告朱元璋，朱元璋大怒，斥责中书省官员，惟庸和汪广洋叩头谢罪，但他们把罪责归咎于礼部，礼部大臣推给中书省。朱元璋震怒不已，下旨逮捕了涉事大臣，追问主要责任者。汪广洋及其妾陈氏被赐死。此时，暴露了王广洋私占陈知县女儿为妾，当时，被没入官的女子，只给功臣家，文臣竟私占，实乃大罪。朱元璋下令有司调查，查后发现，胡惟庸及六部一些属官皆涉事，于是，他们皆被判罪。次年，御史中丞涂节、商暠皆告发胡惟庸筹划谋反的阴谋，朱元璋龙颜大怒，下令廷臣严审胡惟庸等人，事涉陈宁、涂节等，廷臣认为，涂节本参预筹谋，见事将败露，才退而上告，亦该杀。于是，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皆并斩杀，胡惟庸被灭其族。

胡惟庸画像

第三，案情扩大，李善长被告发知逆不报，图谋不轨，他连同全家被处死。

案情牵涉到李善长是由太仆寺丞李存义引起的，李存义是李善长之弟，又是胡惟庸的女婿李佑之父，洪武十八年（1385年），便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为胡惟庸的党羽，朱元璋当然很清楚李存义父子与胡惟庸的关系，但是，因为考虑到李善长的关系，他却下诏李存义父子免死，将他们安置在崇明，不过，对此皇恩，李善长没有向皇帝表示任何谢意。因此，朱元璋开始很恨李善长。

李善长是功勋老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已七十多岁，年纪太大了，他已没有精力约束其部下，丁斌为扩造李家府邸，便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士三百人，汤和悄悄向上密报，之后，京城百姓受株连被发配边疆，李善长知道后，多次请求朱元璋赦免丁斌等，朱元璋反而更愤怒，他将丁斌治罪，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中做过事，被审之后，供出李存义等曾与胡惟庸交往密切，朱元璋下令将李存义父子逮捕审讯，他们的供出了胡惟庸筹谋造反时曾派李存义劝说李善长的事：

虽然李善长开始极力拒绝和训斥，但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杨文裕去劝说，许若事成之后以淮西之地封其为王，李善长心有所动。后胡惟庸亲自去劝说，李善长仍没有同意。但在，后经李存义再三劝说，李善长才叹气表示，他已老了，他死后，请李存义等好自为之。

不久，还有人告发李善长知悉胡惟庸私通沙漠使者封绩的事匿而不报。此后，御史们上奏弹劾李善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等也告发李善长，皆言其与胡惟庸之间互相贿赠，经常秘密私语。

种种迹象表明，李善长虽为皇亲国戚，知叛逆阴谋而不报，骑墙观望，图谋不轨，实乃大逆不道。恰逢当时有人称星相变化预示灾祸将起，此被解读为因李善长引起的，于是，朱元璋下旨将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等全家七十余人一并斩首。

李善长被牵连之后，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人皆受胡惟庸牵连，被处死。不久，连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也被牵连，其后代被治罪。朱元璋亲自下诏，以《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胡惟庸案”及李善长之死因在史书上的记载多有矛盾之处，关于胡惟庸是否真有谋反行动，明代史学家郑晓、王世贞等皆持否定态度，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等也对造反之说提出质疑。当代明史学家吴晗专门写了《胡惟庸党案考》一文，分析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李善长（剧照）

其实，胡惟庸是否真的造反，李善长是否知情不报或者暗中默许，在当时并非案情的重点，关键在于，淮西集团的朋党势力膨胀得太厉害了，胡惟庸是这种势力在朝中的代表，而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人物，淮西集团已经威胁到了皇室权力的稳固，胡惟庸的相权已经对朱元璋的皇权构成了威胁，并对其进行挑战，这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为维护皇权而手段十分残忍的朱元璋，岂能再让胡惟庸继续存在，岂能李善长稳坐淮西党老大的位置而安闲快乐度晚年，不把他们清除，朱元璋的皇权就不稳固，朱元璋自己以及他的子孙就会有危险。所以，“胡惟庸案”即便真的是冤案，那也是朱元璋所需要的“谋反案”，是朱元璋清扫淮西朋党，除掉胡惟庸、李善长的一个极好的借口，朱元璋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之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

第四，“胡惟庸案”后丞相制度被废除，皇权专制走向顶峰，终使明朝国运衰落。

明朝初期，设置中书省和左右丞相，但是，朱元璋作为独裁皇帝，不能容忍丞相专权，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后，相权被废除，朱元璋直接掌控六部，大权独揽。但是，皇帝面临着十分繁杂的政治事务，难以事事应付，于是，在废相同一年，朱元璋便任命几位老成儒者为“四辅官”，第二年，又任用一些新进士和翰林学士，帮助处理文案事务，成内阁制度的萌芽。

朱棣夺权后，在皇宫的东阁设了办事机构，从翰林院挑选年轻官员任文秘，朱棣让其参议国家事务，学士们后来成了参议的智谋人员，初步形成内阁。

朱高炽登基后，提高内阁学士的行政地位，阁权增大，朱瞻基即位后，内阁制度基本定型，内阁大学士政治地位提高，已高于各部尚书，其重要标志便是掌握“票拟权”。各种奏章在呈递皇帝批示之前，需由阁臣先行审阅，并代拟批答旨意，而后贴于奏章，呈给皇帝裁决。“票拟”制度代表着内阁的权力，阁臣可以依自己的想法“票拟”。嘉靖时期，内阁形成了首辅制，内阁首辅虽没有宰相之名，但实已拥有权相地位，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高拱，权力已不逊于丞相。

可是，内阁首辅权力的增大也开始出现弊病，为了防止内阁变成“丞相府”，需要有对其牵制、制约的力量，于是，便催生了内、外庭制度，而内廷司礼监和宦官权力的加强又带来了种种特权机构，比如厂、卫权力的扩大，司礼监主事太监的超强权力，后宫与太监专权，外戚干政等等。

太监的权力因丞相制的废除和内阁权力的增大而得到加强，明朝屡屡出现了太监专权的状况，比如，英宗朱祁镇时期的王振，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刘瑾，熹宗朱由校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力熏天的太监，他们擅权纳贿，结党营私，残害异己，败坏朝纲，横征暴敛，滥施酷刑，对明王朝的侵害非常大。

此外，内阁制的强化还造成重文臣而轻武将，于是，导致了明朝很典型的“党争”危害，朝中大臣结党营私，争斗不已，阁臣们又与“阉党”拼斗，党争不断，内耗不止，导致了王朝衰败。

显然，这皆是造成明朝衰亡的重要原因。

胡惟庸的死，是咎由自取，但是也是朱元璋废除相权的开端，至此之后，从明到清，不再设置丞相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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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之后再无丞相。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后一位丞相，明洪武十三年正月十一，明太祖朱元璋借清除丞相胡惟庸之机，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将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分属给六部，相对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从此相权、君权合一，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丞相这一个延续了千年的官职从此被取消。

朱元璋废丞相制度,独揽大权于一身.其实质是为了加强君权,但实际上“相权“依然存在,只是存在于六部的相关大臣手中.之后,朱棣设内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对于朱元璋、朱棣这样勤政的皇帝来说，重要的是稳住好不容易的打下来的江山，所以权力最好只集中于自身一人，但这样却大大增加了皇帝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强度。没有明太祖勤劳的明朝皇帝们，无一不一而再再而三恢复一些假的中书省出来。

前期是内阁，内阁大臣参与皇帝的决策，是给皇帝提意见帮忙的，但是后期渐渐的内阁权利越来越大，导致皇帝的决策权收到越来越大的制约。标志性事件就是明嘉靖帝，连给自己亲爹正名这件事都不能自己决定，和大臣们相持不下，闹的不可收拾。

到明朝后期，这些中书省的首脑不再是普通的官员，而是太监。比如司礼监就权力极大，分享掌印、秉笔批红等等可以说应该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权力。司礼监干预明王朝中央决策的制定，实际上是另一个中书省。当然，太监毕竟比丞相受到更多的约束。任用太监与设立丞相之间，明朝皇帝们聪明地选择了前者。

纵观整个明朝，废除丞相后，只有朱元璋和朱棣两个人做到了君权集于一身，有效发挥了君权的作用，后期的明朝皇帝要么是受制于内阁大臣，要么是大权旁落与太监集团，导致明朝后期的政治体系越来越不合理，甚至出现了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现象，可以说，废除丞相对明朝的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