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的转折点吗）

夺门之变的本质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复辟，而夺门之变成功就是朱祁镇复辟成功。朱祁镇复辟成功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于谦。于谦之死，对于大明朝的损失是巨大的。于谦就是当时大明朝的精气神，正是因为在他的坚持之下，大明朝才没有迁都，坚持抵抗瓦剌军的侵略的。

于谦对大明朝是有大功的，明英宗杀了于谦之后就开始清洗原先景泰朝的老臣，寒了天下臣民的心.大明朝的精气神开始减弱直至消失。

精气神的作用！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战国时期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是穷困潦倒的，但在纠纠老秦共赴国难的精气神支撑之下，秦国抵抗住了六国，并最终一统天下。一个国家除了物质基础之外，军民是否精气神，是一个国家是否强盛的主要标志。

明朝的精气神儿就是从于谦之死后开始消失的。所以夺门之变才是大明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说到夺门之变，还要提起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瓦剌胡人俘虏，其弟郕王朱祁钰被众臣推举为皇帝，为明代宗。

后来，兵部侍郎于谦成功抗敌，并与瓦剌议和，瓦剌首领也先眼见朱祁镇已经无用，于是同意让朱祁镇回燕京，代宗朱祁钰表示不愿意退位，他贪恋帝位，废除了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经过众人商议，朱祁钰把朱祁镇迎接回京师，囚禁南宫，尊为太上皇。对朱祁镇加以软禁，宫门不但上锁，并且灌铅，食物仅能由小洞递入，皇后甚至要自己做针线换来一些钱财度日，日子过得很困难。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撞开南宫宫墙，拥戴被朱祁钰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是为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位后，杀害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助朱祁镇夺回帝位的功臣，如石亨、徐元玉、许彬、杨善、张軏与曹吉祥等人都被封为大官。

这些人都在朝中横行霸道，排除异己，政权逐渐陷入混乱，一些官吏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遭到贬斥，武官的地位逐步低下，政治也继续腐败和混乱下去。

所以从夺门之变事件之后明朝的统治危机一天天加重，这个事件也导致大明王朝由盛转衰。

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都不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否则成化新风、弘治中兴、嘉靖中兴、隆庆新政、万历中兴算明朝的衰败？

明朝真正的衰败转折点是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国本之争后，明朝陷入内斗状态，明朝不再有改革和新政，只有绵延不断的内斗。

纵观整个明朝，都是在改革中前进：

朱元璋开国建立制度、朱棣强化和稳固，强调强力对外——明仁宗、明宣宗的仁宣之治是对朱元璋、朱棣时期的过度控制进行微调，将中心从对外转向内部修养治理‘

明英宗时的明朝在经历修养调整后，重新将重心调整为对外，麓川之战、土木堡之战、对广西土司的平叛等都是明英宗的战功，于谦成功进行北京保卫战，也和明英宗对军事的重视有关（明英宗土木堡的战败和于谦北京城保卫战最大的不同就是军民团结程度，明英宗的亲征，个个反对；于谦的北京保卫战个个支持），明宪宗的成化新风，对内政和军事开拓的平衡，其实是明英宗一直在做的事情——明孝宗重新回到仁宣之治的修养状态，军事扩张活动暂停；

明武宗时又回到军事扩张时期，亲征对抗达延汗、山东民变、安华王谋反、宁王谋反，可以说明武宗是明英宗的翻版——嘉靖帝时明朝重新回到修养状态，北方和蒙古有失去河套平原、庚戌之变，东南部有因为海禁而引起的倭乱——明穆宗时的俺答封贡（和蒙古修好）、隆庆开关（局部放开海禁），是对嘉靖帝时期对蒙古作战不力、海禁引发内乱政策的修正——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则是直面明孝宗以来的明朝官员臃肿、财政税收来源大幅减少、税收制度效率不高的问题。

但在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后，明朝不再进行过任何的改革。但事实是张居正改革根本没有解决明朝的问题：

明朝自耕农数量继续减少，失地农民数量持续增加；

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让明朝只收取白银，逼迫只有铜钱的农民不得不额外兑换为白银再交税，成本大增，加上白银流入的减少，更增加明朝白银的短缺，而明朝没有人对此有过废除白银本位的建议；

张居正的考核制度，无法阻止国本之争后以道德标准而非政绩为标准的考核标准。

明朝的衰败和灭亡真正的原因是万历国本之争后，国家不再继续关注内政和军事，而是以道德作为评价标准。

朱元璋的治理，为朱棣五次亲征奠定基础；仁宣之治为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的军事活动奠定基础；明孝宗的治理，让明武宗重新展望军事；嘉靖帝、明穆宗、张居正改革为万历三大征奠定基础。

可以看出，明朝的军事活动，需要越来越长的休养时间来恢复。原因就在于明朝社会阶层固化，明朝没有进行过一次触碰社会阶层的改革——张居正改革只是点到为止，远远不如海瑞的地方改革进行得深入。

在没有全面改革下，明朝只有不停的重复扩张、收缩——军事、休养的循环，一旦这个循环因为国本之争的打断，明朝只能在挣扎中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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