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东林党下场（东林党灭了明朝）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极为专制的朝代，明朝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政治层面看，明朝屠杀功臣，兴文字狱，运用特务手段搞恐怖政治，行严刑峻法，大搞专制集权，东林党人就是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悲剧性产物。

东林党

东林党形成于万历年间，是以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为领袖的一个政治派别，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或下野的士大夫。东林党人是官僚阶层中，饱读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士”。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过：“官辈毅,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 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东林书院撰外的样一副对联，就是东林党人内心的写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领袖党人对国家前途非常关注。高攀龙提出须官吏在政治生涯中要高扬道德旗帜，从政者必须“兢业”，时时不忘“天理”。他们笃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格言， 强调个人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必 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 。” 他们把道德注入政治领域，并为之奋斗终生 。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政治道德，就把东林党人视为一些道德救世论者。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一个政治改革派别，东林党人的活动是一小部分知识 分子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党人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失败，但他们的悲壮也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

东林党通过书院讲学培植儒士群体意识，讽议朝政，针贬时弊，一方面企求重建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也试图对社会作某些改造。 这种改造首先表现在要求对封建专制皇权 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将其纳入孔孟儒学理论的框架之中。万历年间的 “ 争国本”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东林党人挑起的这场政治旋斗争，迫使明神宗屈从于封建社会的正统立储原则 。

东林党做过什么

在“国本之争”上，东林党人取得了胜利后，东林党人又反对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肆意掠夺民间财富。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白银高达1 7 1万两，而他们实际 掠夺钱财总数当在千万两以上。矿监税使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激起许多百姓的反抗。东林党人 本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掀起公共舆论，试图在政治上迫使 神宗作出让步。在这场斗争中，有的东林党人丢官去职，甚至琅当入狱。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体现了东林党人试图对皇权加以某种程度的限制。顾宪成说：“盖天下有道，非天下自为有道也；天下无道，非天下 自为无 道也。惟王帅之以无道，则无道矣。” 虽然东林党人未能使神宗屈服，但明神宗临终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在遗诏中规定“今后一切榷税并新造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

“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一个贬义词 , 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 争，群而不党”，从东汉桓帝、 灵帝年间的党锢之祸 ，到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 再到唐代的牛李党争及宋朝的庆历党争和元佑党争， 朋比为党一直被人垢病。 东林党人对“党” 的认为不同以前，他们认为自己的“党”，是“同道”、“同志”之意，显示出东林党人强烈的社会群体意识。在东林党人看来，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他们对“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诊释。

自东林书院讲学开始 ,由参与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一致的政治主张，地域界线被打破，形成了“通乎天下” 的联盟。这个聪明超出了以往文人结社的范畴，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当时的万历帝极为消极怠政，持续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党人形成专制皇权体制外的政治结盟，试图以理学标准约束纠正皇帝和内阁，“讽议朝 政，裁量人物”，表现出极强的政治主体意识。

东林党人的政治宗旨是反对君主独裁。 他们主张削弱君权，“公天下以选举”辅臣，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东林党人思想主张有了“吾辈合并为公” 的相对独立人格意识，行事不再以君主为最高权威，不再以是否对君主和国 家有利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而是以“通得天下” 为标准，体现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带有近代民主 、民权的色彩。

东林党的作用

东林党提出的救世主张在明末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还是有一定历史作用的。但从性质上看 ，东林党的斗争是统治 阶级内部某一政治集团发动 的阶级自救运动，虽然这种斗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已腐朽 ，东林党人不可能医治社会的弊病。无法消除甚至缓和专制制度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他们抗击黑暗政治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却是中华民族读书人身上的正气，值得后人景仰。

东林党人在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曾掌握过一段时期的国政，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当政后一 无建树 ，甚至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人的施政纲领仍然是孔孟程朱之学，他们拿不出任何实用之策，却一味迷信政治教化，以道德家自居却无法治救时弊。作为东林党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东林会约》，把儒家经典奉为治国大纲，当作永恒不变的天理常道 。 东林党人 的道德观念顽固而拘泥，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与凝固化了的道德观集于东林党人一 身，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 一体。

明末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政治间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东林党人面对国库空虚 、 小农与市民破产、边垂危机的社会现实，书生气十足 ，提不出一套具体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而是以道德代替一 切 。他们专注于君臣父子的日常伦理，无论是“争国本” 还是“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无法实现对社会现实的改变。 更为严重的是，东林党人当政后并不致力于国家建设，却忙于扶植同党， 占据首辅 部院长官之位，打击宿敌齐、楚、浙党，党同伐异，使得一批中立者倒向阉党的怀抱。

东林党的缺陷

东林党内部也分成许多门户，内江不休。 对党争有切肤之痛的东林党人为什么后亦醉心党 同伐异呢? 这是与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分不开的。东林党人虽深恶党争，却又不得不进 行权力斗争，因为只有保住权力，才能保障东林党人实施其“救国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何止的党争会让东林党人失去美好的初衷，很难持久地出污泥而不染。 东林党又并一个严密的政治团体，里面鱼龙混杂，更是无法做到统一。

正是东林党人也陷入了党争，将其他派别推到了同一个战壕里面，逼着反对者不得不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笼络一切可以笼络的力量，对东林党进行疯狂的反扑。 魏忠贤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之后，这些人便围绕在魏忠贤的周围，成为打击东林党人的统一战线。东林党人不得不耗费几乎全部的精力去对付，根本没有时间和情力去思考如何拯救时弊。 东林党人的悲剧表明，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晚明，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党争剧烈，即便是东林党这样最初充满救国救民理 想的士大夫，最终也不得不屈服于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

东林党人有忧国忧民的一面，但他们普遍清高，并无筹边制寇之略。他们自谓孤持任怨，“然未曾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伎刻行，但可谓之聚恶，不可谓之任怨也”。

东林党的矛盾身份

东林党人多系江南的士大夫，他们代表的是江南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 江南地主阶级强烈要求自由地发展个人经济，这种经济蕴涵的新元素己开始冲击顽固的封建经济结构。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 使得商品经济也得到大幅发展，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破 土而出。 这种新的经济结构引着江南封建经济进一步转化， 地主阶级对 商品经济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这些都斌予了东林党人新的时代进步意义。但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封建专制制度残酷的阻扰和反扑，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东林党人身上集中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们是封建士大夫，他们所有的救时之举， 都是想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不是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正如夏允彝所言：“东林操论，不失爱君”。东林党人的言行代表了工商业者和市民的利益，但是他们最终不能跳出传统文化和政治结构的束缚 ，不可能彻底地反映市民商人阶层反对封建压迫的经济要求。也就是说，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背道而驰的。

东林党该承担明亡的责任吗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他们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但他们与齐、楚、浙党以及阉党还是有区别的。这些党派害国，而东林党最多仅仅是因为历史局限性而误国罢了。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从主观上说，东林党人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这种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

人间自有正义在，明王朝的灭亡，主要来自封建制度的腐败和专制，这个锅东林党背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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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是中央集权制度，有人说是明朝皇帝的不作为，还有人说宦官势力的祸害，也有人说是东林党人造成的。但不管怎么去说，有一个人是永远脱不了干系的，他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

明朝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到1644年崇祯自缢灭亡，一共历经了276年。276年的国祚中，有十六位皇帝。有人说明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明君，个个都是奇葩，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其实明朝还是有几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祐樘等皇帝都有不错的口碑，就算是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治理国家也是毫不含糊，非常勤奋。

明太祖朱元璋驱除鞑虏，灭陈友谅、张士诚，建立大明。虽说他做了皇帝后，杀了不少功臣，但他惩治腐败力度很大。由于丞相胡惟庸的腐败，让朱元璋非常不安，于是在杀了胡惟庸后，就废除了丞相制度，设立了内阁，加强了皇权，同时为了掌握信息，设立了锦衣卫。

后来的皇帝纷纷效仿，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出现，虽说朱元璋留下遗言：宦官不得干政。可他的后代们根本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皇帝身边的太监渐渐掌握了权力。著名的太监就有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

王振就是那个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的太监，也因此致使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刘瑾是那个把圣人王阳明打得半死的那位。冯保是万历时期的著名太监，他和张居正一起构陷内阁首辅高拱，高拱垮台，张居正上位，成了内阁首辅。魏忠贤就更有名气啦，号称‘’九千岁‘’，打压东林党人，崇祯继位后被诛杀。

大明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大明的灭亡自然也不是一朝一夕。从建立之初，恢复经济，国力慢慢强盛，再到日落西山，直致灭亡。我们都不难发现一个定律，那就是民心稳，天下就稳，民心乱，天下就乱。因此我觉得一个政权的灭亡，需要经历一个人心向背的过程。

朱元璋废丞相制度，建立内阁制，看似是加强了皇权，其实是增加了一个利益集团，那就是文官集团，锦衣卫、东厂、西厂的设立，让宦官势力不断壮大。这些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相互残杀，争权夺利，并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万历初期，张居正推行了‘’万历新政‘’，使得明朝国库丰厚起来，可随着张居正的离世，万历皇帝把这些老本挥霍一空，明朝国力再次衰落，因此有很多史学家说，明朝的灭亡其实是始于张居正，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熹宗朱由校时期，魏忠贤大权在握，魏忠贤打压贤良不假，可他也抑制了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东林党人，极大的缓和了阶级矛盾，可以说魏忠贤对明朝是有功劳的。

可在崇祯皇帝继位后，魏忠贤的宦官集团势力被剿灭，东林党人卷土重来，掌握了政权，东林党人不顾国家利益，大肆敛财，明朝国力空虚，财政吃紧，崇祯皇帝虽然勤勤恳恳，可只是个孤家寡人，谁也指挥不了，李自成兵临北京城时，无人无钱的崇祯只能自缢而亡，死前发出了东林党人误国的遗言。

我们虽然不能把明朝灭亡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东林党人，但东林党人对明朝的灭亡，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当然我个人觉得明朝的灭亡，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明朝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老百姓无路可走，被各种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的广大人民，不在沉默中死亡，就要在沉默中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

东林党对大明王朝的灭亡有没有责任？肯定有。要说该不该对大明王朝的灭亡负全责？那这个“黑锅”东林党可不能全背。

东林党是怎么回事

什么是东林党呢？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俗话说“君子不党”，东林党人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党派”，而以“东林学派”自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朝政的影响。明末著名的三大疑案，即梃击案、红丸案及移宫案，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

他们最擅长的是弹劾和以舆论控制朝政。善于利用自己“接近天子”的优势，在朝政的权力中心制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东林党的政治力量随舆论传播而起，舆论亦随着东林党政治实力的扩大更加扩展。同时，对于朝野中与自身存在分歧的势力进行弹劾，基本上是看谁不顺眼就弹劾谁，使得晚明朝廷乌烟瘴气。再加上明朝宦官势力强大，两派激烈的竞争也让朝廷内部乱作一团。

东林党给明朝带来的不利影响

东林党虽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气节道义相号召，以君子自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势力平衡。

明末时的东林党已经从最初的信仰团体，变为了一个利益集团。东林党人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本心，有些甚至沦为贪官污吏。在他们的影响下，明朝的政治极其混乱，大部分非东林党人开始联合抵抗，斗争逐渐演变升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

同时，在东林党的主导下，虽然发展了一部分经济，但农民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赋税翻了甚至十倍，加之自然灾害对明朝的影响，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差，许多农民揭竿而起，各地反叛势力不断，这也加剧了明朝的灭亡。

可以说东林党对于明朝的灭亡有一大部分责任，但并不是全部。

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

我们来看看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明末的重大战争导致国家不堪重负。万历年间进行了三次大型的征讨，即以李如松平定宁夏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刘挺等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都以胜利而告终，但每场战争都是一波三折，胜利的同时也付了出了惨重的代价，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

明代大学士王家屏曾说过：“（平播战争）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外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

可见战争对明朝的国力消耗巨大，直接导致国库空虚，而榆次同时带来的就是百姓的赋税加重。

其二：自然灾害使得明朝遭受极大损失。与其他王朝不同，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可谓旷古未有，据相关学者统计，明代共发生水、旱、虫、震、雪等十二类自然灾害３９５２次，其中水旱灾和震灾占到了自然灾害的四分之三。而从万历年间至崇祯年间，年年都有一种或几种自然灾害，仅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就发生了水灾、旱灾、雪灾、蝗灾，一些地区还发生地震；每一次的灾害都造成大量饥民，特别是旱灾，往往与其他的自然灾害并发，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百姓无法正常生活，加上赋税的加重，百姓自然苦不堪言，社会动荡不安，“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越来越多。

其三：党争使得明朝的朝政混乱。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内阁与阉党之争等等，明朝各党派斗争不断，官职机构冗杂，许多为了自身利益而引发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明朝被“耗”死在了党争之中。

其四：女真崛起实力逐渐强大。明朝经历几次大战以及内部党争，已经到了内忧外患的地步，而反观女真正在逐渐崛起。明朝的内外战争给了努尔哈赤部族绝佳的发展机会，奠定了雄厚基础，明朝对女真的控制逐渐丧失了主动权。最终，满清入关，明朝灭亡。

结语：结党必定营私，结党必破坏势力平衡。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漂亮的对联，也不能掩盖结党的消极方面。东林党有想要治世的心态，也为挽救大明王朝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无法掩盖其给明王朝带来的内有外患。一个王朝的灭亡原因很复杂，明朝的灭亡与否不是一个东林党就能决定的。

东林党虽未灭大明，但大明却因它而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