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一枚炸弹拉响大清立宪的集结号

　　北京出事了。

　　一颗自杀式炸弹在大清国首都的CBD爆炸，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是19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正阳门(前门)车站，彩旗招展，鼓号喧天，首都各界正在欢送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表团专列。

　　《申报》记载道：“外部(外交部)、商部(商务部)以及各部司员，京中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站，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及军乐队学生，并测绘学堂学生、崇实学堂学生、识一小学堂学生均著操衣，列队送行。内城工巡局巡捕、消防队先时到站旁列队弹压，惟外城之巡捕并未到站。是日特加花车一辆，头等车三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国旗，颇为荣耀，少顷各国驻京公使亦来恭送……”

　　就在这洋洋喜气之中，一个人影正在接近专列，他的怀中，揣着一颗自制的撞针式炸弹。

　　悲剧到来了。《申报》继续报道：“至十一点钟开车之铃摇毕，五大臣依次登花车，将挂行李车，砰然一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消防队等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登时大乱。”

　　这颗炸弹，直接造成了24人伤亡(据《泰晤士报》)，世界都被震惊了。

　　暗杀时代

　　暗杀在当时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风潮，他们普遍相信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

　　被作为袭击目标的五大臣，是时年37岁的镇国公载泽，44岁的闽浙总督端方、52岁的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戴鸿慈、50岁的公安部部长(巡警部尚书)徐世昌、44岁的商务部部长助理(商部右丞)绍英。

　　戴鸿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辰初(7 时)拜祖，亲友踵宅送行甚众。10 时，肩舆至正阳门车站，冠盖纷纭，设席少叙。11 时，相约登车。泽公(载泽)先行，余踵至。两花车相连，泽(载泽)、徐(徐世昌)、绍(邵英)三大臣在前车，余与午桥(端方)中丞在后车。午帅(端方)稍后来，坐未定，方与送行者作别，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扰，不知所为。仆人仓皇请余等下车，始知有人发炸弹于泽公车上。旋面泽公，眉际破损，余有小伤。绍大臣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大臣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

　　五大臣中，除绍英受伤略重之外，都无大碍，倒是周围的人饱受池鱼之殃，死伤惨重。戴鸿慈日记中说：“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矣。”

　　当时十分活跃的官商、日后以小说《老残游记》闻名的刘鹗在其《乙巳日记》里记载:“本日巳刻论古斋陈君来云，火车头等突发炸弹。急派人往询，云弹发于包房。泽公爷、端午帅俱伤面，血淋淋然。闻死者三人，伤者十余人。前日之地震殆为此欤?”所谓的“前日之地震”，根据刘鹗的日记，即是9月19日晚上的地震。

　　刺客本人则被炸碎，面目血污，模糊难辨。官方将刺客的尸体陈尸数日，无人认领，随后，将其面部拍成照片，行文至各省辨认，最终确认此人就是直隶高等学堂的学生、27岁的安徽桐城人吴樾。

　　吴樾，本名吴越。至于其为何改名，时人各有解释，有的说是他行刺后，“清廷于大逆罪犯于其名必加偏旁”;有的则说“弃前名加木旁为樾，在烈士意思，无木旁之吴越为专制政府之小奴隶，有木旁之吴樾，为有共和思想之自由民”;国民党的党史权威冯自由，则在《革命逸史》中说：“原名越，以亲友某尝密为纳监，乃弃前名，加木旁为褪，盖表示与满清脱离关系也。”因安徽人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长达25年，因此在直隶地区政学两界的安徽人及江南人士不少，而吴樾参与创办的《直隶白话报》，其团队多是安徽人。

　　北京炸弹一响，政府还没查清刺客的身份时，有一位远在南方的安徽人就致函朋友问： “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这位发信的安徽老乡，就是时年26岁、日后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和吴樾不仅是老乡，也是同志，他们都参加了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成为其“暗杀团”的成员。暗杀在当时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风潮，他们普遍相信必须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如何防止这个新世界依然出现旧世界的同样问题毫无准备。“砸烂”是他们的主旋律，他们的同行、因刺杀广东巡抚恩寿未遂而在1900年被杀的史坚如，就曾说过：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其罅漏，庸有济乎? ”

　　时年42岁的军机大臣铁良，被吴樾选中作为刺杀的目标。为此，吴樾来到保定潜伏，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的“保定支部”，这个支部还有个更酷的名称，叫做“北方暗杀团”。考虑到手枪并不可靠，吴樾开始学制炸弹。在行动之前，吴樾还写了一本手册《暗杀时代》，系统总结了他的暗杀救国的极端思想。他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趑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矣。”

　　吴樾不准立宪

　　出乎革命党意料的是，他们试图狙击政改的这颗炸弹，却成了立宪的集结号。

　　7月16日(农历六月十四) ，中央宣布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宪政——后又增派绍英。吴樾遂将刺杀目标从铁良改为五大臣。他认为：政府立宪的目的， “以欲增重于汉人奴隶之义务，以巩固其万世不替之皇基。……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 “越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心拜为异族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之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

　　吴樾对立宪嗤之以鼻。他说：“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以诖误国民者，实保皇会人为之倡。”他坚信满汉势不两立，必须建立一个“汉族新国”;并且，“吾国今日之行政、军事、教育、实业，一切国家社会之事，必经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真进步，决非补苴罅漏、半新半旧之变法，足以挽此呼吸间之危亡也。……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

　　更关键的是，他认为“满洲皇室无立宪资格”，而且立宪对汉人不利。他说：“立宪主义，徒堕落我皇汉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汉民族之思想，吾辈今日，非极力排斥此等谬说，则吾族无良，死心踏地，归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区区之心，贡献于我汉四万万同胞，必能协心并力，抱持唯一排满主义之团，建立汉族新国，则某虽死犹生。……我四万万同胞，人人实行与贼满政府势不两立之行为，乃得有生存之权利，不得权利，毋宁速死。”

　　显然，在吴樾的眼中，“建立汉族新国”，比建立宪政、实现富强更为重要。

　　吴樾的刺杀行动，因炸弹提前爆炸而失败。至于炸弹早爆的原因，有的说是“人众推拥、怀中弹发”;有的说是他乔装登车后，遭五大臣随行仆人质疑，仓促间引爆炸弹，未及远抛;有的则说是当时行李车正在加挂，产生了震动，引爆炸弹。可以肯定的是，这颗炸弹是他自己制作的。

　　吴樾对立宪的敌视态度，在两年后因刺杀对其颇有私恩的安徽巡抚恩铭、而被处决的徐锡麟那里，也得到共鸣。根据《时报》的记载，徐锡麟在供词中坦言：“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的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是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

　　吴樾袭击案后，舆论普遍谴责恐怖袭击、赞同立宪，并纷纷慰问五大臣，革命党人陈天华以“思黄”的笔名，在11月26日的《民报》上以《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为题，对此反击说：“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烈士击之，是犹于狞鬼执粉笔以涂人皮之际，乘其尚可辨认也，一举而剖扑之，以绝祸根。不幸而为魔鬼所毙，此正吾人之不幸也。”

　　政府的政改决心，以及政改后有望出现的和谐局面，其实是这些革命党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多年后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也说：“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革命党人章太炎则毫不掩饰地希望：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记载这段话的，是章太炎的少年好友、满族人金梁。据金梁在《瓜圃述异》中说，章太炎为了表达自己的革命决心，甚至在集会演讲时，主动表示应先拿好友金梁开刀。章太炎的思路是自成逻辑的，1903年他在狱中答《新闻报》说：“逆胡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在所谓的“暗杀年代”，革命党的暗杀对象，并非体制内的独夫民贼或贪官污吏，而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因为，这些能够推进改革、修复体制的人，将大大减少革命成功的几率。

　　对此，梁启超曾痛斥道：“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

　　而出乎革命党意料的是，他们试图狙击政改的这颗炸弹，却成了立宪的集结号，社会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到了政府这边，大清国罕见地出现了万众一心、支持宪政的和谐局面……